我在“浙江村”调查的时间越长，其实我对精确性的追求也越低——我们对生活的真正理解其实从来不是靠技术意义上的“精确性”达成的。

北京浙江村既非自然村落，更非行政编制，它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其实几乎全部来自温州地区）自发形成的聚居区。地处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地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覆及26个自然村。本地人口（北京人）1.4万，外来人口近10万。

不同的互动方式得到的是不同的理解。如果把自己看成专家，按着某些所谓调查方法的教条来和对方互动，那你得到的只能是教条本身和它的副产品。

逃避策略具有了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难以监督。二是难以惩罚。三是有形成集体行动的需要和可能。“浙江村”实在对原有体制的逃避中，来建造自己新的社会空间的。

这是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大显身手的时代，社会运行的逻辑已不是“经长期共同生活”而沉淀下来的结构，而是人们运用习得的只是和策略进行的“建构”。

并不是人们现决定了扩散流动，才去组织新的核心系。而是，大家几乎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意识：一个核心系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人们随时都在准备组织新的合作关系。在有了新的合作意向后，人们根据合作关系的优势，选择新的流入地以求发展。

温州人现在之所以愿意这么做，出了直接的利益考虑外，也是在追求一种“归属感”。人总是有自己的一个未知。当人发现自己什么群体都不属于时，他就成了所谓“边缘人”或称“边际人”，十分痛苦。

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在前面开路，后面大众“跟上”的模式。在正式的体制改革开始之前，我们看到在基层社会已经积蓄了很大的改革势能。正式体制上的调整又激发出新的变革要求。

建立一个稳定关系的实质意义，在于建立双方之间的制约。这个制约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对方“诱之以利”，让对方对自己有兴趣甚至依赖，这可算作“软制约”；二是“硬制约”，使对方的行为不敢轻易超越某一界线。

这一态度看似是典型的“弱者”的心态，事实上却把国家摆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由于对方并不采取对抗姿态，国家不能直接惩戒甚至粉碎它，只能继续驱逐。而“驱逐”就需要很高的成本。

总体和具体之间的断裂，和我们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的断裂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了社会的总体面目，于是把“传统”想象成一个面目，又冠以“现代”另一个面目，而忽略了这总体面目是由很具体的内容构成的、此具体和彼具体之间很可能是相通的。

角色的树立和一系列关系的运作是同时的，个体角色并不先于关系，个体角色完全是在和诸多关系的互动中形成的。个人所以按规范行事，也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作为中介。

人类学认为，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社会事实”，人总是在他所理解和构造的意义世界里生活。人的行为正是靠人造文化调节的。

过去温州人身处异地，环境猛然转变，新环境下社会控制和长远规划的缺失，是人们仿佛是驶了波涛汹涌又不见航标的海绵，而在园社区形成的传统道德意识，只能如单薄的小木舟，分崩离析，化为木屑。所谓社会转型期间容易出现“道德失范”，也是这个道理。

关系与其说是客观的行为规则，不如说是中国人的一套关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民间理论，关系既不是人们行动的目的，也不是可以化约为资本等因素的手段，它是一种表达方式，是中国人关于社会的民间象征体系的典型表现。

事实中并不存在一个突然出现的“三角形”。凸生不应该是突然的。真正重要的是各条边之间的关系。最后所浮现出来的“三角形”这个形态，无非是这些关系的一个总的表象。

过去我总认为，政府也好，个人也好，能不能办好事情，最重要的是总体决策或者说认识“正确”与否。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关键。第一，很难说是否会有一个所谓总体上的正确判断。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必有不通的面目。

社区的封闭性越来越弱，“根”越来越浅，变动越来越剧烈、频繁，乃是“大势所趋”。能被看作是整体社会的具体而微的社区确实在消失。

逃跑与表达、变通不同。它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对现行制度既不寻求连名带实的改变，也不期望暗度陈仓、偷梁换柱，而是采取漠然的态度。如果说表达和变通都是要通过与国家的不同部分的积极互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逃避则尽量不与国家发生正面的关系。它要通过对一些具体政策的架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逃避与退出的区别在于，退出的实质是一种制度安排，“退出权”的获得比退出行为本身远要重要；而逃避是不为制度所认可的，它就是行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