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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跑与表达、变通不同。它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对现行制度既不寻求连名带实的改变，也不期望暗度陈仓、偷梁换柱，而是采取漠然的态度。如果说表达和变通都是要通过与国家的不同部分的积极互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逃避则尽量不与国家发生正面的关系。它要通过对一些具体政策的架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逃避与退出的区别在于，退出的实质是一种制度安排，“退出权”的获得比退出行为本身远要重要；而逃避是不为制度所认可的，它就是行为本身。

我们过去一讲“关系”，往往把它理解为两个点之间的连线，而我认为，任何长期、稳定的关系都不能只从关系的两端来理解，它同时包括许多“不在场的参与者”，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行动单位来看。当人在建立某一关系的时候，他是带着大量已有的关系来的。他和现在的一个互动者要建立什么关系，以及怎么去建立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眼前的互动着和自己原来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你和我的既有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这才是你我之间关系的实质。

从事实上看，人们很难返回故土，但大家在观念上还是念念不忘“要回来”。房子盖在家里，积极发展在家里的公共事业，只有在这里才感到真正地生活。流出地对他们既不是“家”，又不是“家乡”。是意识中的“家”，但在事实中又更像“家乡”。这一事实与观念的脱节，怕也是当今中国人口流动中的一个特色吧。

如果认为一个局外人的眼睛和耳朵能理解一种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不真正卷入对方的生活，你就只能靠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来想象对方。生活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受干扰的过程。只要你的举止得体，特别是能与他们的生活协调，你的来访为什么就比他的一个朋友的来访更有破坏性呢？时刻摆出局外人的样子，强调“我是来研究你们的，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恐怕更令对方紧张吧。

靠内部人的合作为什么不能发展出大的企业？关键不是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而是难以把信任落实为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基于亲友关系的生意关系要求“平等”不允许产生明显的管理结构。在“浙江村”形成的中早期，资本的积累主要不用于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用于网络的不断扩展，通过提高流通效率来弥补生产规模偏小的不足。

我在“浙江村”调查的时间越长，其实我对精确性的追求也越低——我们对生活的真正理解其实从来不是靠技术意义上的“精确性”达成的。

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在前面开路，后面大众“跟上”的模式。在正式的体制改革开始之前，我们看到在基层社会已经积蓄了很大的改革势能。正式体制上的调整又激发出新的变革要求。

事实中并不存在一个突然出现的“三角形”。凸生不应该是突然的。真正重要的是各条边之间的关系。最后所浮现出来的“三角形”这个形态，无非是这些关系的一个总的表象。

关系与其说是客观的行为规则，不如说是中国人的一套关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民间理论，关系既不是人们行动的目的，也不是可以化约为资本等因素的手段，它是一种表达方式，是中国人关于社会的民间象征体系的典型表现。

角色的树立和一系列关系的运作是同时的，个体角色并不先于关系，个体角色完全是在和诸多关系的互动中形成的。个人所以按规范行事，也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作为中介。

并不是人们现决定了扩散流动，才去组织新的核心系。而是，大家几乎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意识：一个核心系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人们随时都在准备组织新的合作关系。在有了新的合作意向后，人们根据合作关系的优势，选择新的流入地以求发展。

因此，只要我国国内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存在较大的效率差距，我国就只能通过这种“体外”资本循环方式支持国内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