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校来说，抓人比教人更重要。整个教育体系主要就是一个把人分等的机械，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培育过程。

教育系统正在生产大批陪跑、韭菜、炮灰，顶部的华丽光环全靠底层的生命力烘托​​​。

凡是可以被看到的都是合理的，那些没有看到的是不想看也不用看到的。反过来，当我们看不到某件东西，我们也就认为那个东西不存在或者不应该存在。

在一个到处都是陌生人的社会，人们可能感到不安，也可能感到兴奋；而在一个“陌生化”的境地，弥散的是孤独和迷茫，是存在意义上的不安——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和世界、和自己相处。人们担心的不是一个陌生人突然来骗自己，而是怕自己会变成某一个陌生人那样，突然爆发，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在“浙江村”调查的时间越长，其实我对精确性的追求也越低——我们对生活的真正理解其实从来不是靠技术意义上的“精确性”达成的。

你看到一个人很狭隘，很凶残，甚至犯罪杀人，一种回应是说这是个坏人，是个恶魔，生来如此，本质如此；另一种回应是想：他怎么会变成这样？是和小时候的什么经历、现在的什么生活境遇可能有关系？这样我们也就必然要想到社会的大环境，要去想他的内心活动，他怎么想怎么感觉的。这样的理解，显然不是说认为狭隘、凶残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要证明自己其实就是没有自己，意思是说，要通过已经预设的原则和标准，别人的逻辑和流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其实是取悦别人，把自己搞没有了。

真实感非常重要。不要怕边缘，或者知识不够，把自己的不够，天真真实地体现出来，就会很可爱，不要装腔作势。申请的题目也一样，一定要很具体，如果让我看到你对这个题目有真心的感触，我就更加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会对必有信任，信任你会做下去。

北京浙江村既非自然村落，更非行政编制，它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其实几乎全部来自温州地区）自发形成的聚居区。地处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地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覆及26个自然村。本地人口（北京人）1.4万，外来人口近10万。

不同的互动方式得到的是不同的理解。如果把自己看成专家，按着某些所谓调查方法的教条来和对方互动，那你得到的只能是教条本身和它的副产品。

人们急于向前奔，无暇审视来时路，人们也安于种种陈词滥调，在喧哗的众声中发出更大的声响，鲜少去辨析自己更敏感、更独特的声音。这不仅需要一个诚实、丰沛的谈话者，也需要一个敏锐、耐心的提问者。他们穿梭于不同时空，同时紧紧抓住个人思想之锚。

这也是一个参与者不得不首先把自我交出来，又在共同的探索中得以放下自我的过程，直到最后发现，正是 “自我” 这个工具，让我们能够撞击出超越自我的问题。

这回到原来的问题，我们读书，理解人类社会的规律，都一定要和自己这个人发生关系，否则搞艺术就是为了美，好像是一个服务工作，去取悦人。大家要倒过来看，不要想着去取悦，想着自己怎么可以fun，即使很简单的服务行业。

逃避策略具有了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难以监督。二是难以惩罚。三是有形成集体行动的需要和可能。“浙江村”实在对原有体制的逃避中，来建造自己新的社会空间的。

Fun 的意思就是能够对事情本身发生很大的兴趣和热情，不需要外在的回报来刺激热情。

受到新的文化冲击时“回心”（中国）和“转向”的问题。“回心”是彻底粉碎，彻底反思自己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不是简单地问差距在哪里，而是问差别在哪里，把这个差别看作一种既定事实，同时也是思考和创造地来源，这是革命性的。

这是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大显身手的时代，社会运行的逻辑已不是“经长期共同生活”而沉淀下来的结构，而是人们运用习得的只是和策略进行的“建构”。

中国知识分子的经验也很清楚。因为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觉得要有自由，人性受到扭曲，要去接受人类普世价值，但知识分子的人生经验跟基层群体的差别还是相当大。这里可能有一个扭曲，把普世老百姓对当时官僚腐败、通货膨胀的反感，理解成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反感。老百姓当然说物价要稳定，不要搞腐败，但不是要讲个人自由。

只有想明白了，才能用大白话讲出来。把模糊的想法清晰化，能够用直白的语言表述出来，需要很高的造诣，所以访谈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

并不是人们现决定了扩散流动，才去组织新的核心系。而是，大家几乎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意识：一个核心系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人们随时都在准备组织新的合作关系。在有了新的合作意向后，人们根据合作关系的优势，选择新的流入地以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