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可以被看到的都是合理的，那些没有看到的是不想看也不用看到的。反过来，当我们看不到某件东西，我们也就认为那个东西不存在或者不应该存在。

在一个到处都是陌生人的社会，人们可能感到不安，也可能感到兴奋；而在一个“陌生化”的境地，弥散的是孤独和迷茫，是存在意义上的不安——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和世界、和自己相处。人们担心的不是一个陌生人突然来骗自己，而是怕自己会变成某一个陌生人那样，突然爆发，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学校来说，抓人比教人更重要。整个教育体系主要就是一个把人分等的机械，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培育过程。

教育系统正在生产大批陪跑、韭菜、炮灰，顶部的华丽光环全靠底层的生命力烘托​​​。

我们现在跟年轻人谈话，让他坐下来讲下他们班、他们学校的事情，讲清楚这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基本的权力结构是什么，主导意识是什么，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能够分为几类，大部人讲不出来。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训练。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也不用分析，就是叙述。

逃跑与表达、变通不同。它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对现行制度既不寻求连名带实的改变，也不期望暗度陈仓、偷梁换柱，而是采取漠然的态度。如果说表达和变通都是要通过与国家的不同部分的积极互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逃避则尽量不与国家发生正面的关系。它要通过对一些具体政策的架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逃避与退出的区别在于，退出的实质是一种制度安排，“退出权”的获得比退出行为本身远要重要；而逃避是不为制度所认可的，它就是行为本身。

在日常生活态度的意义上，可能有关系，因为在国内生活每天受到的压力、干扰很直接，当然会更容易情绪化，更容易下判断。我强调的是要不断切入、进入。那些很着急的人并不切入，而是着急在外面做判断。“疏离感”是分析上、方法上的概念，它和切入行是一种辩证关系。距离感不是指对问题的关心程度、对事实的熟悉程度，这些不能有距离感，越近越好，要把自己融进去。但在分析的时候，要有登上山丘看到平原的心态，才会比较客观、灵活、全面。

我们过去一讲“关系”，往往把它理解为两个点之间的连线，而我认为，任何长期、稳定的关系都不能只从关系的两端来理解，它同时包括许多“不在场的参与者”，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行动单位来看。当人在建立某一关系的时候，他是带着大量已有的关系来的。他和现在的一个互动者要建立什么关系，以及怎么去建立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眼前的互动着和自己原来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你和我的既有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这才是你我之间关系的实质。

从事实上看，人们很难返回故土，但大家在观念上还是念念不忘“要回来”。房子盖在家里，积极发展在家里的公共事业，只有在这里才感到真正地生活。流出地对他们既不是“家”，又不是“家乡”。是意识中的“家”，但在事实中又更像“家乡”。这一事实与观念的脱节，怕也是当今中国人口流动中的一个特色吧。

在地方，大部分知识分子没有到外面去做官，就成为乡绅，他们对自己所在地方的那个小宇宙有一种自洽，他们不太需要、不太渴望被外在的系统所认可，外面热人是否注意到他，他写的东西会不会广泛流传，对他来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把自己小世界的事情说清楚。这就意味着他对日常细节比较在意，比如吵架、结婚、丧礼、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觉得这是很有味道的事情。

如果认为一个局外人的眼睛和耳朵能理解一种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不真正卷入对方的生活，你就只能靠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来想象对方。生活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受干扰的过程。只要你的举止得体，特别是能与他们的生活协调，你的来访为什么就比他的一个朋友的来访更有破坏性呢？时刻摆出局外人的样子，强调“我是来研究你们的，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恐怕更令对方紧张吧。

我们当年看《河殇》，奔向太平洋就是奔向未来，我们都觉得知识分子肯定会西化，特别是在留学过程中，但是今天突然逆转过来。原来我们有这样的假设，是因为我们知道通过越来越多的紧密接触……会产生出亲密性。但是现在我们看，生活方式的紧密型确实加强了，但政治上的对立性也加强了，这就是太平洋悖论。

它示范了一种对话的形态，如何诚实、充满好奇且敏锐地理解他人、厘清自我。

靠内部人的合作为什么不能发展出大的企业？关键不是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而是难以把信任落实为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基于亲友关系的生意关系要求“平等”不允许产生明显的管理结构。在“浙江村”形成的中早期，资本的积累主要不用于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用于网络的不断扩展，通过提高流通效率来弥补生产规模偏小的不足。

你看，我们这种人来谈青年，很容易就谈自己对青年时代的那种留恋和乡愁，其实这不太健康。青年很重要，不在于我们去回想自己的青年时光，而是用今天青年的眼光去拷问我们，让他们来“审判”我们，这样才能有更真的东西，我们才有机会反思自己。像《芳华》这种电影，我觉得意思不大。这样回想青年，就把丰富的青年理想化、浪漫化，成了一种非常纯洁的东西，好像现在我们不纯洁了。不能只用春节不纯洁来判断。

那篇文章不是什么经典，但就是因为懂了，思路就一下子打开了。这就回到前面我们讲的，理论不在于新不新、深不深，更不在于正确不正确，而是能不能形成沟通性。可沟通性非常重要，哪怕是一个浅显的理论，但它一下子调动起对方的思想，把对方转变成一个新的主题，那这个理论就是革命性的。找到引发共鸣的语言其实是很难的，不仅要对静态的结构，而且要对形式、未来发展的方向有精确的把握，才能够讲得简单，勾起大家的共鸣。

你看到一个人很狭隘，很凶残，甚至犯罪杀人，一种回应是说这是个坏人，是个恶魔，生来如此，本质如此；另一种回应是想：他怎么会变成这样？是和小时候的什么经历、现在的什么生活境遇可能有关系？这样我们也就必然要想到社会的大环境，要去想他的内心活动，他怎么想怎么感觉的。这样的理解，显然不是说认为狭隘、凶残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我在“浙江村”调查的时间越长，其实我对精确性的追求也越低——我们对生活的真正理解其实从来不是靠技术意义上的“精确性”达成的。

要证明自己其实就是没有自己，意思是说，要通过已经预设的原则和标准，别人的逻辑和流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其实是取悦别人，把自己搞没有了。

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在前面开路，后面大众“跟上”的模式。在正式的体制改革开始之前，我们看到在基层社会已经积蓄了很大的改革势能。正式体制上的调整又激发出新的变革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