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自己的经历问题化，就是一个了解世界的具体的开始。

你看到一个人很狭隘，很凶残，甚至犯罪杀人，一种回应是说这是个坏人，是个恶魔，生来如此，本质如此；另一种回应是想：他怎么会变成这样？是和小时候的什么经历、现在的什么生活境遇可能有关系？这样我们也就必然要想到社会的大环境，要去想他的内心活动，他怎么想怎么感觉的。这样的理解，显然不是说认为狭隘、凶残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要证明自己其实就是没有自己，意思是说，要通过已经预设的原则和标准，别人的逻辑和流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其实是取悦别人，把自己搞没有了。

真实感非常重要。不要怕边缘，或者知识不够，把自己的不够，天真真实地体现出来，就会很可爱，不要装腔作势。申请的题目也一样，一定要很具体，如果让我看到你对这个题目有真心的感触，我就更加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会对必有信任，信任你会做下去。

人们急于向前奔，无暇审视来时路，人们也安于种种陈词滥调，在喧哗的众声中发出更大的声响，鲜少去辨析自己更敏感、更独特的声音。这不仅需要一个诚实、丰沛的谈话者，也需要一个敏锐、耐心的提问者。他们穿梭于不同时空，同时紧紧抓住个人思想之锚。

这也是一个参与者不得不首先把自我交出来，又在共同的探索中得以放下自我的过程，直到最后发现，正是 “自我” 这个工具，让我们能够撞击出超越自我的问题。

这回到原来的问题，我们读书，理解人类社会的规律，都一定要和自己这个人发生关系，否则搞艺术就是为了美，好像是一个服务工作，去取悦人。大家要倒过来看，不要想着去取悦，想着自己怎么可以fun，即使很简单的服务行业。

Fun 的意思就是能够对事情本身发生很大的兴趣和热情，不需要外在的回报来刺激热情。

受到新的文化冲击时“回心”（中国）和“转向”的问题。“回心”是彻底粉碎，彻底反思自己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不是简单地问差距在哪里，而是问差别在哪里，把这个差别看作一种既定事实，同时也是思考和创造地来源，这是革命性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经验也很清楚。因为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觉得要有自由，人性受到扭曲，要去接受人类普世价值，但知识分子的人生经验跟基层群体的差别还是相当大。这里可能有一个扭曲，把普世老百姓对当时官僚腐败、通货膨胀的反感，理解成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反感。老百姓当然说物价要稳定，不要搞腐败，但不是要讲个人自由。

只有想明白了，才能用大白话讲出来。把模糊的想法清晰化，能够用直白的语言表述出来，需要很高的造诣，所以访谈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

很多东西都是靠意义搭起来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值得尊重，什么东西见不得人，要靠意义把它们粘合在一起。乡绅是很实证的，因为他必须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他又特别注重意义的问题，他的思考又有很强的伦理取向。

你一定要带入你个人的经验，否则其它东西都是飘着的。理解世界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

没有选择的道德是不道德的，强加的道德最不道德，因为把我的道德强加于你，意味着我要对你的人性做一个潜在的彻底否定，你要不接受我的道德，在我眼里你就不是人了。

“人的再生产”跟“人的生产”不一样，“人的生产”是说人怎么样被培养成一个生产的要素，而“人的再生产”就是人怎么样再生产自己，自己成为目标。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训练。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也不用分析，就是叙述。

它示范了一种对话的形态，如何诚实、充满好奇且敏锐地理解他人、厘清自我。

我们现在跟年轻人谈话，让他坐下来讲下他们班、他们学校的事情，讲清楚这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基本的权力结构是什么，主导意识是什么，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能够分为几类，大部人讲不出来。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训练。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也不用分析，就是叙述。

在日常生活态度的意义上，可能有关系，因为在国内生活每天受到的压力、干扰很直接，当然会更容易情绪化，更容易下判断。我强调的是要不断切入、进入。那些很着急的人并不切入，而是着急在外面做判断。“疏离感”是分析上、方法上的概念，它和切入行是一种辩证关系。距离感不是指对问题的关心程度、对事实的熟悉程度，这些不能有距离感，越近越好，要把自己融进去。但在分析的时候，要有登上山丘看到平原的心态，才会比较客观、灵活、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