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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跟年轻人谈话，让他坐下来讲下他们班、他们学校的事情，讲清楚这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基本的权力结构是什么，主导意识是什么，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能够分为几类，大部人讲不出来。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训练。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也不用分析，就是叙述。

在日常生活态度的意义上，可能有关系，因为在国内生活每天受到的压力、干扰很直接，当然会更容易情绪化，更容易下判断。我强调的是要不断切入、进入。那些很着急的人并不切入，而是着急在外面做判断。“疏离感”是分析上、方法上的概念，它和切入行是一种辩证关系。距离感不是指对问题的关心程度、对事实的熟悉程度，这些不能有距离感，越近越好，要把自己融进去。但在分析的时候，要有登上山丘看到平原的心态，才会比较客观、灵活、全面。

在地方，大部分知识分子没有到外面去做官，就成为乡绅，他们对自己所在地方的那个小宇宙有一种自洽，他们不太需要、不太渴望被外在的系统所认可，外面热人是否注意到他，他写的东西会不会广泛流传，对他来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把自己小世界的事情说清楚。这就意味着他对日常细节比较在意，比如吵架、结婚、丧礼、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觉得这是很有味道的事情。

我们当年看《河殇》，奔向太平洋就是奔向未来，我们都觉得知识分子肯定会西化，特别是在留学过程中，但是今天突然逆转过来。原来我们有这样的假设，是因为我们知道通过越来越多的紧密接触……会产生出亲密性。但是现在我们看，生活方式的紧密型确实加强了，但政治上的对立性也加强了，这就是太平洋悖论。

它示范了一种对话的形态，如何诚实、充满好奇且敏锐地理解他人、厘清自我。

你看，我们这种人来谈青年，很容易就谈自己对青年时代的那种留恋和乡愁，其实这不太健康。青年很重要，不在于我们去回想自己的青年时光，而是用今天青年的眼光去拷问我们，让他们来“审判”我们，这样才能有更真的东西，我们才有机会反思自己。像《芳华》这种电影，我觉得意思不大。这样回想青年，就把丰富的青年理想化、浪漫化，成了一种非常纯洁的东西，好像现在我们不纯洁了。不能只用春节不纯洁来判断。

你看到一个人很狭隘，很凶残，甚至犯罪杀人，一种回应是说这是个坏人，是个恶魔，生来如此，本质如此；另一种回应是想：他怎么会变成这样？是和小时候的什么经历、现在的什么生活境遇可能有关系？这样我们也就必然要想到社会的大环境，要去想他的内心活动，他怎么想怎么感觉的。这样的理解，显然不是说认为狭隘、凶残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那篇文章不是什么经典，但就是因为懂了，思路就一下子打开了。这就回到前面我们讲的，理论不在于新不新、深不深，更不在于正确不正确，而是能不能形成沟通性。可沟通性非常重要，哪怕是一个浅显的理论，但它一下子调动起对方的思想，把对方转变成一个新的主题，那这个理论就是革命性的。找到引发共鸣的语言其实是很难的，不仅要对静态的结构，而且要对形式、未来发展的方向有精确的把握，才能够讲得简单，勾起大家的共鸣。

要证明自己其实就是没有自己，意思是说，要通过已经预设的原则和标准，别人的逻辑和流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其实是取悦别人，把自己搞没有了。

你一定要带入你个人的经验，否则其它东西都是飘着的。理解世界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

很多东西都是靠意义搭起来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值得尊重，什么东西见不得人，要靠意义把它们粘合在一起。乡绅是很实证的，因为他必须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他又特别注重意义的问题，他的思考又有很强的伦理取向。

俄国诗人和土地及一草一木的关系，让我感到羞惭：中国诗歌早就远离大地母亲，因无根而贫乏，无源而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