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周遭的人使我们成其为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摧毁一个人，能改变一个人，也能修复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定义了一个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周围所有人的产物，那些我们必须一同成长的人，那些后来我们选择一起生活的人。

在情况最糟的那一天，她被告知可能是她把自己的孩子逼疯的。

凯特跟她妈妈一样是个勤奋刻苦的好学生，对童年不抱一点虚妄的幻想，急切地想早早变成大人。

把唐纳德当作玩笑的对象，让他们获得了一种把握无法解释的局面的掌控感。无论唐纳德什么样，他们是不可能跟他一样的。

但1976年1月的那天永远地烙在了玛丽的记忆中。10岁的她站在隐谷路家的前门，无法自制地哭嚎，目送着父母带着13岁的姐姐驾车远去。家里只剩下她、唐纳德、彼得和吉姆。咪咪和多恩让吉姆看好兄弟和妹妹，为他们提供所谓的保护。但玛丽当时就很清楚，那不是保护。年幼的她那时就体会到了一种孤苦无依的无助感。

生活中初现端倪的冲突不过是个红旗警告，还说这不失为一个健康的应对机制，可以提醒你该整理整理装袜子的抽屉了，”琳赛笑着说，“我可是非常爱整洁的。”

对于那些赞成遗传或者说先天论的人来说，抗精神病药的药效至少证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生物学过程。但在持后天论的精神病学家看来，氯丙嗪之类的药物仅仅抑制了症状，不过是顶着光环的镇静剂。要治疗精神分裂症，除了深入探究引起这种疾病的无意识冲动，别无他法。

和唐纳德住院相关的事情，无论是他攻击妻子、离婚、住进普韦布洛医院，还是接受药物治疗，咪咪都只字未提。她不敢。

咪咪只顾自己开心，让我们兄妹互相作对，”琳赛说，“这种个性我得很小心别学去。”

弗洛姆-赖克曼认为，病人的内心深处企盼被治愈——他们等待着帮助，就像受伤的鸟儿或脆弱的孩童渴望理解一样。“每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都隐约有一种非现实感和孤独感。”她写道。

作为加尔文家的一员，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到家族史中的地雷。这些雷被埋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为的是避免让家族蒙羞。

于是医生决定还是将精神分裂症作为他的诊断结果，总结说“在现阶段区别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实际意义不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医生给彼得开的药都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尽管他有可能患的是另一种病。

她以为他们会哭，或者至少表现出些许怜悯和同情。但凯西却发现多恩和咪咪在竭力假装他们的谈话根本没发生，甚至当凯西进一步催促的时候，他们反倒质问她究竟有什么企图。

她不比任何男性研究者差，不管他们是来自哈佛还是来自其他什么地方。怀亚特实验室的男性研究者中有多少是有孩子的，有人问过他们同样的问题吗？

毒品更多是用来遗忘和逃避过去的。

尽管玛丽认为她唯一的愿望就是逃离这个家，但她真正想要的，或许是这种亲近的感觉。一种并不复杂的爱，没有困惑，也没有危险。

咪咪的回应总是那样，先承认女儿说的没错，然后敦促她往前看，提醒她有些人过得还不如她，让她学会原谅。然而母亲的这种高超柔术——对女儿的遭遇只会动动嘴皮子——实际上却是在磨灭事实，淡化事情的意义，抹去大家的记忆。

与精神分裂症斗争50年的结局之一是，治疗迟早会变得和疾病本身一样摧残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