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幸福有上限，但苦难深渊的下限深不可测，永远有更惨烈的痛苦让人目不忍视。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周围所有人的产物，那些我们必须一同成长的人，那些后来我们选择一起生活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摧毁一个人，能改变一个人，也能修复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定义了一个人。

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周遭的人使我们成其为人。

咪咪试图重归原样，向人呈现勇敢乐观的形象。她向玛丽证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和闭口不语非常重要。不能哭，不能失控，不能流露一丁点情绪。咪咪希望孩子们都能表现出这种故作的镇静。

驯服这种鸟非常残忍，很消耗体力。但只要坚持下来，投入精力并训练有方，就会收到无与伦比的回报。他们经常想，这跟抚养一个孩子没两样。

弗洛姆-赖克曼认为，病人的内心深处企盼被治愈——他们等待着帮助，就像受伤的鸟儿或脆弱的孩童渴望理解一样。“每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都隐约有一种非现实感和孤独感。”她写道。

她不比任何男性研究者差，不管他们是来自哈佛还是来自其他什么地方。怀亚特实验室的男性研究者中有多少是有孩子的，有人问过他们同样的问题吗？

多恩一生中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学位、他的军衔、他的业务能力，如今已然毫无意义。仿佛这样的打击还不够。过去，他上完一天班回到家，看到孩子们，会觉得自己是某项伟大事业中的一分子，是显赫部落的骄傲首领。而如今，他只能无力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多恩会和来访的客人一起翻看相片簿，笑着指出一个个生病的儿子，苦涩地谈起他们每个月从政府领到的补助。“这个儿子能领493美元，这个能领696美元……”

以后的人生中，每当不如意，咪咪就会回想纽约梦幻般的童年和休斯敦的辉煌家族史，来掩盖眼前的愁云惨雾。

多年来，多恩都在试图与孩子们保持距离。甚至儿子们发病后，他也没有停下工作。工作既是出于需要，也可以将他从日常的鸡毛蒜皮中解放出来。他一贯如此。

把唐纳德当作玩笑的对象，让他们获得了一种把握无法解释的局面的掌控感。无论唐纳德什么样，他们是不可能跟他一样的。

她以为他们会哭，或者至少表现出些许怜悯和同情。但凯西却发现多恩和咪咪在竭力假装他们的谈话根本没发生，甚至当凯西进一步催促的时候，他们反倒质问她究竟有什么企图。

玛格丽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怀利想从她这里得到的比她能给予的更多，她能给怀利的只有自己家冰冷的现实。但跟克里斯在一起时，她不需要再想自己家里的事。

对事情的否认、压制和掩盖与事件本身一样恶劣。

对于那些赞成遗传或者说先天论的人来说，抗精神病药的药效至少证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生物学过程。但在持后天论的精神病学家看来，氯丙嗪之类的药物仅仅抑制了症状，不过是顶着光环的镇静剂。要治疗精神分裂症，除了深入探究引起这种疾病的无意识冲动，别无他法。

琳赛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事，哥哥们只是过来看看。但这不重要，刹那间，琳赛仿佛变回了10岁的自己，又成了那个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小女孩。她竭力控制自己，但那种感觉就像肌肉记忆一样迅速袭遍她的全身：曾经的一切又回来了。

由于其与尼古丁的特殊关系，α7受体格外引人注意。烟民的体会是最真切的：尼古丁能增强乙酰胆碱与α7受体结合后产生的效果，而烟民，或者说他们脑中的α7受体，喜欢乙酰胆碱的效果增强引发的体验。烟民之所以喜欢吸烟带来的体验，是因为尼古丁在短时间内会使他们精神更集中，或者使他们感到镇静。

琳赛想要站在风暴之眼，尽管那是她痛苦的来源。她渴望有机会直面父母，指出他们的过错，让他们知道他们把问题处理得有多糟。她想以孩童时从未有过的方式主宰自己的命运。

但1976年1月的那天永远地烙在了玛丽的记忆中。10岁的她站在隐谷路家的前门，无法自制地哭嚎，目送着父母带着13岁的姐姐驾车远去。家里只剩下她、唐纳德、彼得和吉姆。咪咪和多恩让吉姆看好兄弟和妹妹，为他们提供所谓的保护。但玛丽当时就很清楚，那不是保护。年幼的她那时就体会到了一种孤苦无依的无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