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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性政治(sexualpolitics)的目标，并不只是通过对性化身体的诸方面加以科学研究，而发现人们的真正的身份。性化身体，以及被认为应当由它引发或建构的性身份/性认同，通过压抑性的权力关系而得以建构，这样的权力关系是我们的性政治必须试图去挑战与抵抗的。

善的东西是通过创造而实现的。善并未存在于一片永恒的天空，人们就像是美德的占星师，他们的工作即判定什么是星体最卓越的品质。善是由我们自己定义的，它是被实践的，是被发明的。而这是一项同心协力的工作。

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来使用我们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从而致力于创造全新的主体性，甚至将作为一种存在模式的“主体”全然摒弃。“也许当前的目标不是发现我们是什么，而是拒绝我们是什么。我们不得不想象并造就我们可能成为的样子，以此来摆脱现代权力组织的个体化和集权化这种政治上的双重束缚。

福柯宣称：“每一部新作品都深刻地改变了我在过去的作品中已经涉及的思考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自己更像是一位实验者，而不是一名理论家；我没有发展出一些演绎性的体系，并以统一的方式应用到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当我写作的时候，我首先是为了改变自己，而非重复思考以前的东西。”

某些规训实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其中一种是对于身体运动的彻底控制。管理施密特的人不仅指挥他如何工作，同时也会指挥他何时及如何体息，以便更有效率地工作。此外，这个人会坚持让施密特在绝不“回嘴”的情况下遵循其命令，从而再次阐明了效用增长与顺从増长之间的规训关系。在这个案例中，我们进一步联想到福柯的论点，即在规训权力的运作中，命令不需要以解释为前提。

面对纷乱的事件与行动，情感的狂风暴雨，连绵不断的思想、判断与选择，他们试图赋予生活以形式，并对自我关系加以塑造。这样做的的，在于确保我不会在各种纷杂世事中最终彻底丧失自我、迷失方向，而从不关注、也从不牢牢把握生命的真正价值以及自己可能取得的成就。福柯转向这些哲学家的目标，并不是要说服我们去重温斯多葛哲学家的生活。相反，他的工作使我们脱离了解释学与坦白的主体性实践，并向我们表明，自我并非一种实体或本质，而是一件艺术品。

福柯不认为权力与自由是截然对立的；相反，二者是相互构造的。“权力只运用于自由的主体，”福柯断言，“而且只当他们是在自由的范围内时。”对于福柯而言，自由并非我们所居有的一状态，而是一种由我们所履行实践。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以保持开放与动态的方式来引导权力关系的实践，而这样做的过程中,新兴的,替代性的思维与存在模式得到了发展。自由实践的功用在于“使能力的增长…从权力关系的强化中[得以分离]”

福柯向我们传达的信是，性态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为存在提供不同可能性的实践或存在方式，面不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我们必须从中揭示出真相的心理学或生物学状况。它应当从生物学的必然性领域转向自由的实践领域。

福柯认为，如果我们还继续坚持一种极为狭隘，且愈发过时的权力观，那么我们便无法对现代权力关系加以有效引导。从一个福柯式的视角来看，不加批判地接受任何表现得自然而然、必不可少或无法避免的东西是存在问题的。这种非批判接受允许权力关系转变为静态的支配，其中只有非常有限的思想和行动被认为有效或令人满意。作为结果，更多的存在模式被理解为无效、非道德或偏离正轨，因而也应当遭到社会的制裁、法律的惩处或彻底的根除。

这种权力观认为，权力是消极的、强制性的。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在《规训与惩罚》及其他作品中，福柯并未依照一种消极的权力观来对待权力。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未否认消极权力的存在，尤其是在国家层面上。然而，在他看来，权力的大部分运作并未发生于国家及其各种压制性机构的层面，而是更接近底层。权力栖居于我们的日常实践中，将我们塑造为特定类型的顺从的生命。

这时本来一直规律地打字记录的书记官犹豫了会儿，不知是不是按错了键，又退回去重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