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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底层的普遍停滞，美国的代际流动性急剧下降。美国现在的流动性远远低于欧洲。在经合组织内，底层人口的后代最有可能无法实现阶级跃升的是美国（33.1%），成绩最好的是瑞典（26.7%），欧洲地区的平均值低于30%。在美国，底层人口成为最富裕的1/5人口的可能性为7.8%，但欧洲的平均比例接近11%。

是空调本身加剧了全球变暖。标准空调设备中使用的氢氟碳化合物（HFC）对气候尤其有害。它们比二氧化碳危险得多。这使我们处于相当棘手的境地。这种可以保护人们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同时也可以加快气候变化的速度。不使用HFC的新款空调污染较少，但价格昂贵。

在这个脆弱而声誉又相互关联的世界里，最理想的情况通常是“产业集群”，即同一行业的企业集中在一个地方，所有这些企业都受益于集群相关的声誉。

鉴于各种形式的黏性，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当坏消息来临，来自外部的竞争更加激烈时，人们倾向于保持低调，希望问题会自行消失，而不是选择正面应对，调配资源实现最优化的利用。工人被解雇，工资开始下降。企业主的利润遭受重创，贷款被重新评估，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原状。效率没有提高，和失去保护的行业有关联的人则收入下降。

这对低技术的本地人有益，因为他们获得了更便宜的服务（大多数为美国贫困人口服务的医生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但代价是令具有类似技能（护士、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的本土人员的劳动力市场前景恶化。

衰落的城镇注定要萎缩，会有其他的新兴城镇取而代之。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公共政策需要做的是帮助人们搬到有美好未来的新地方。

受自由化影响的地区很少有人口流出。即使在一个地区内，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很缓慢。

那些干了一辈子体力劳动的工人，当身份转变为伤残人士时，他们失去的不仅是职业，还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因此，不仅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压根儿就算不上对失业工人的补偿，而且失业工人从现有的社会保障机构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这些机构被设计出来的目的看上去只是为了贬低他们。

当人们对流动性的乐观看法与现实相冲突时，便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回避尴尬现实的冲动。大多数美国人的工资和收入停滞不前，他们看到周围的财富那么多，自己却在经历财务困境，两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拉大时，要么责怪自己没有从他们所相信的社会机遇中受益，要么指责什么人偷走了他们的工作。这两种选择分别指向了绝望和愤怒。

想要改变这种维持现状的倾向，需要坚持梦想（追求冒险，而不是逃避困境），或者具备相当程度的自信。这也许就是移民（除了那些在绝望中被赶出国门的人）往往不是最富有或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而是拥有特殊动力的人的原因，也是移民中涌现出那么多成功企业家的原因。

由于米尔肯在垃圾债券市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可以随意从德崇的客户手中以低价购买债券，而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些债券的实际价值。然后米尔肯把债券卖给布斯基，稍微赚一点儿钱。接着，布斯基再把这些债券卖给德崇，最后又被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该公司的客户。通过这种方式，米尔肯偿还了布斯基数百万美元，他自己也能从这种交易中获利。当然，德崇的客户就成了冤大头，替他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