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战爆发之前,芝加哥和利物浦的小麦价格已经基本上一模一样了:原本相互隔绝的市场终于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全球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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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活在一个更为落后的经济体制中,生活在美国南方各州的白人仍然以胁迫的方式推动生产,享受着与北方各州白人差不多相同的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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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创新的出现以及单位生产成本的下降取决于新的社会理念与现有的生产流程之间的相互协调和促进,并需要经过数十年的时间才会产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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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土总面积中用于从事农业生产的面积占比从1850年的16%提升至1910年的39%,这一比例至今还维持着差不多同样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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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章中将要讨论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科技手段方面的变化,也就是新材料(钢铁和石油)与新技术(汽车和电力)所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地理变化,也就是西部地区融入整个美国经济,然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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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创造性破坏和政治。生产力主要描述的是一个社会在输入资源确定的情况下有多大的能力创造更多的产出。创造性破坏用于定义那些推动生产力增长的各种社会现象。政治则主要用于处理创造性破坏带来的不良后果。第一个主题是一个技术性的经济问题。第二个主题同样也是经济问题,但它同时也触碰到了关于社会哲学的一些最深入的思考。第三个主题使我们远离图表和数据的世界,转而讨论实用的政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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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巨人发家致富依靠的主要是规模化生产,而不是哄抬物价。他们发家致富也是在原本完全真空的状态下创造了新的市场——并且为这些市场提供了越来越便宜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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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对社会的贡献不止于此:他之所以流芳百世,不仅仅因为他是发明家,更因为他提出并实践了系统化创新的理念。他意识到,美国的发明不能只依靠一些土气的手工艺人,靠神来之笔随意为之,美国需要专业从事发明的人:这些人要能够定期想出超前的理念,就像工厂定期生产产品一样,并且要能够把新的理念与更广泛的社会供求关系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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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则几乎是凭空想象出了美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他不仅在美国还没有任何工业化生产的年代就预测到未来会出现工业化的社会,而且他还明白需要做哪些努力才能使这个商业化的社会成为现实。这其中需要做的事包括:以英格兰银行为模板成立一家中央银行,管理一个强健的货币体系;通过征收关税增加财政收入;建设一个统一的市场,鼓励社会劳动分工;让一位“精力充沛的执行官”来强化商业准则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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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伟大的商业人物被载入史册,并非因为他们创造了新事物,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组织管理新事物的有效方法。这其中包含三方面的重要工作:首先,他们要能发现足以促使制造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新发明;其次,他们要有能力把相距甚远的生产原材料汇集到一起,通常来说这一点上需要他们远途运输基本生产原材料;最后,他们还要有能力把原本各不相干的经济活动整合在一起,比如从开采生产原材料一直到工业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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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垄断都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垄断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问题比在发达国家造成的问题要少得多。发展中经济体通常都会遭遇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缺失”:发展中经济体缺乏足够的社会机构来促使其市场有效运转,所以各家企业需要把触角伸向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获取原材料到产品分销等。在科技发生快速变化的年代,也就是发明家在新技术上下大量赌注的年代,垄断也不会制造太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