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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认为特殊技能和操作大量现金经济的能力是当今农民致富的两个重要因素。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确实降低了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使得更多的个体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和勤奋而致富和实现自我。然而，通过市场来分配资源和生活机会并不一定使村落社会变得更加平等，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对一些人来说，甚至连社会流动的机会都未曾改善。能够向上流动的主要是富裕户和一些中等水平人家。

夫妻关系取代了以前的父子关系而成为家庭结构的中心轴。家庭的主要功能也从一个为了集体生存而奋斗的法人群体演化成为个体成员提供幸福的私人生活港湾。当代家庭的现代性一方面在于个体欲望、情感和能动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上升，另一方面则是家庭关系中个体成为中心的趋势。换言之，现代社会的个体不再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扩展家庭的绵延不绝而牺牲自己；相反，他们都通过家庭的运作来寻求自己的利益和快乐。

生活中的新的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重塑人际关系、交换、制度和仪式中的文化，同时这些价值观也在人们内在的主观世界形成一场重构运动并反过来撼动和迫使外在社会世界向新的方向发展

他确定了决定馈赠与交换之一般属性的三个重要变量：亲属关系的近远、合群度及慷慨度。论证了互惠的普遍性后，萨林斯还提出交换现象的三种类型：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1972:191-210）。由于萨林斯对互惠机制的细致梳理，礼物才得以继续处于人类学讨论的中心。

在新的关系中，他们的精神领袖则受到信徒的高度尊重与支持。一次，那个天主教团体的领头人的婆婆在教徒聚会中甚至表达了对媳妇衷心的敬佩。当我向信徒们问起这种新型人际关系时，他们说，他们在自己人中相互是教友，他们之间的关系时‘神亲’。这是村里出现的新名词。

莫斯断言，就是礼物中的“豪”迫使收礼者要做出回报，他把这称为“礼物之灵”（thespiritofthegift）（1967：8-9）。所以，“一个人馈赠出的礼物实际上是他天性和力量的一部分，而接受某个礼物也就是接受了送礼者的一部分精神真髄。保留这种东西是危险的，不仅是因为这样做犯忌，而且因为它在道义上、身体上以及心灵上来自于某个人”（1967：10）。

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许多女青年在赢得婚姻自主权——“自己找婆家”之后，仍然向未来的公婆索取高额彩礼。

当吵架演变成打架的时候，是谁在打谁——这是最直接的权力证明。心态和实际行动方面，村干部都有一个从革命的螺丝钉到利益驱动的代理人的转变。一旦不在依赖干部来获得资源和生活机会，村民们便强烈反对干部干涉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村民们就会参与各种活动，从打架到诉讼到公众抗议，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对个体利益的追求与保护个体权力的抗争在整个90年代及其之后一直都在发展着。

从市场转型的角度看，90年代可能是最开放的十年：私营经济显著增长，国家逐渐放松对社会生活的严密控制，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被新自由主义所侵蚀，生活机会的新结构以及促使亿万中国人迁移的流动渠道的开放。到了新世纪之交，具有魔力的“改革”一词开始在操作层面具有不同的含义。

空间关系格局变化的另一方面是妇女和青少年获得了更多的私人空间与空间使用的权利，这与老年人的丧失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了90年代，晚饭后全家人随意围坐观看电视已经成为每日的功课，而最好的座位总是被小孩子和青年人先占去。偶尔会有老年人抱怨现在的年轻人“没大没小，得哪儿坐哪儿”，但是根本无人理会。

莫斯关于个人化的礼物馈贈与非人格化的商品交換关系的区曾被广泛接受，面直至最近都很少受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