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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源起于法国大革命，革命者主张所有认可同意部社会契约的人便构成一个“民族”，民族应当自我立法，自我建政，此即所谓“政治民族主义”。德国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后者主张民族的基础并不在于一种共同政治意志的表达，而在于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以此将自己区别于法国人。以德国浪漫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济宁了一番非常成功的理论构建，将“日耳曼民族”这个臆想打造出来，并最终推动了德国的统一。

权术并非政治，倘不能寻到一种新的理想，以其作为国家的精神凝聚要素，任何基于权术的自强努力都只能归于失败。

财政能力与地理的关联，则在于地理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结构与气候条件，会决定何种社体经济是最有效的，从而决定了不同的税基形式及征收成本。

所谓文化差异，在其最原初的起点上，呈现为以下三种差异，即，制度/组织形式的差异，用以对制度/组织形式进行正当性辩护（或批判）的信仰/观念系统的差异，以及用来象征信仰/观念系统的物质载体形式的差异。

普遍性的信仰会不断努力扩展器传播范围，但合作规模的扩展却不是无限度的，或者说政治体的规模不能无限度扩展。因为，伴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其组织协调的成本会上升，组织带来的编辑收益递减。在编辑收益递减为零处，便是政治体的边界。

道统所言说者，乃天命之普遍性，不乘天命者无资格君临天下；法统所言说者，乃天命之特殊性，主张天命正在吾帝吾朝。

欠缺对于传统的接续，自我身份会陷入一种模糊状态；欠缺普世民族主义的格局，则无法理解自己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体量，从而无法理解世界与自己；欠缺现代法权观念，则无法兑现每个个体的尊严与价值。

构成对比的是，西方殖民者，人数远远少于南洋华人，无力也未必强过后者，但是他们来到当地后，能讯速地以无力为基础，在当地立法建政，建立超越于当地各种特殊群体之上的普遍秩序。拥有政治意识者，便用友规范性的力量成为秩序的主导者。

斯大林首先重新定义了何谓民族，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对于自生秩序而言，集权秩序是外加的。……因为集权的力量来自其运用暴力的能力，运用暴力需要支付成本，这基于财政过程，财政基于经济贸易的运行，经交易则无法靠集权秩序而只能基于社会的自生秩序来运行；倘若集权秩序完全不顾自生秩序的逻辑，泽辉严重扰乱经济贸易的效率，以至侵蚀自己的财政基础，走上自我否定。

日本“幽谷”的悲剧现在已经拉开了序幕。秘密的中层军官派系可以控制日本的内政和外交，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在国内外进行恐吓、暗杀和暴力挑衅。他们往往先斩后奏，制造事端之后再威胁上级默许他们造成的后果。日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描述这一行为，叫作“下克上”，即下级制伏上级，这个词在日本历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