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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种思想既会努力规范社会的伦理时间，又会努力把自己现实化为一套政治秩序，不断地对制度进行赋形与批判。

民族主义源起于法国大革命，革命者主张所有认可同意部社会契约的人便构成一个“民族”，民族应当自我立法，自我建政，此即所谓“政治民族主义”。德国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后者主张民族的基础并不在于一种共同政治意志的表达，而在于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以此将自己区别于法国人。以德国浪漫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济宁了一番非常成功的理论构建，将“日耳曼民族”这个臆想打造出来，并最终推动了德国的统一。

权术并非政治，倘不能寻到一种新的理想，以其作为国家的精神凝聚要素，任何基于权术的自强努力都只能归于失败。

财政能力与地理的关联，则在于地理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结构与气候条件，会决定何种社体经济是最有效的，从而决定了不同的税基形式及征收成本。

所谓文化差异，在其最原初的起点上，呈现为以下三种差异，即，制度/组织形式的差异，用以对制度/组织形式进行正当性辩护（或批判）的信仰/观念系统的差异，以及用来象征信仰/观念系统的物质载体形式的差异。

普遍性的信仰会不断努力扩展器传播范围，但合作规模的扩展却不是无限度的，或者说政治体的规模不能无限度扩展。因为，伴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其组织协调的成本会上升，组织带来的编辑收益递减。在编辑收益递减为零处，便是政治体的边界。

道统所言说者，乃天命之普遍性，不乘天命者无资格君临天下；法统所言说者，乃天命之特殊性，主张天命正在吾帝吾朝。

欠缺对于传统的接续，自我身份会陷入一种模糊状态；欠缺普世民族主义的格局，则无法理解自己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体量，从而无法理解世界与自己；欠缺现代法权观念，则无法兑现每个个体的尊严与价值。

构成对比的是，西方殖民者，人数远远少于南洋华人，无力也未必强过后者，但是他们来到当地后，能讯速地以无力为基础，在当地立法建政，建立超越于当地各种特殊群体之上的普遍秩序。拥有政治意识者，便用友规范性的力量成为秩序的主导者。

对于自生秩序而言，集权秩序是外加的。……因为集权的力量来自其运用暴力的能力，运用暴力需要支付成本，这基于财政过程，财政基于经济贸易的运行，经交易则无法靠集权秩序而只能基于社会的自生秩序来运行；倘若集权秩序完全不顾自生秩序的逻辑，泽辉严重扰乱经济贸易的效率，以至侵蚀自己的财政基础，走上自我否定。

窗外的烟火好热闹，­屋子里却冷冷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