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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强烈影响只有在中国出现。共产主义的进程不可能局限于一个国家或权力集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饥荒、种族矛盾和经济剥削....；人民军队能够打垮任何武器装备先进的敌军。这些是中国的声音，背后往往有托洛茨基的庞大身影。这套话语，莫斯科和西方都不接受。

现代艺术背叛的正是这种语词对等或一致。因为如此多18世纪和19世纪的绘画看起来只是对语词观念的图示（语言之书中的插画），后印象派才逃离语词。凡高宣布，画家不要画他所见，而要画他所感。所见的东西能够转化为语词，所感的东西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先于语言或外在于语言。它只有用特定的颜色话语和空间结构话语才能表现。非客观和抽象艺术拒绝了语言对等的可能性。

请尽可能地与文学同道。一个人读了《伊利亚特》第十四卷（普里阿摩斯夜会阿基琉斯），读了阿廖沙·卡拉玛佐夫跪向星空那一幕，读了《蒙田随笔》的第二十章，读了哈姆莱特对这章的引用，如果他的人生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生命的领悟没有改变，他没有用一点点彻底不同的方式打量他行走其中的屋子，打量那些敲门的人，那么，他虽然是用肉眼在阅读，但他的心眼却是盲视。

当语言从道德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根部斩断，当语言随着陈词滥调、未经省察的定义和残余的语词而僵化，政治暴行与谎言将会怎样改变一门语言。今日，德语中已经发生的东西正在各地上演，只不过没有那么戏剧化。英美大众媒体和广告的语言，被认为达到了普通美国高中的文化水准，或者具有当前政治讨论的文风；这明显表明，语言的活力和精确已经减退。

只有在一门语言中没有真正家园感的人，才能把那样的话语当工具使用。

在我们时代，政治语言已经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的冗词中找到借口。除非我们能够在报纸、法律和政治中恢复语词意义的清晰和严谨，否则，我们的生活将被进一步拖向混沌。那时，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将来临。这个前景并不遥远。

一首伟大诗歌，一部经典小说，挤压在我们身上，它们攻击、占有我们意识的稳固高地。它们对我们的想像和欲望产生作用，对我们的抱负和最秘密的梦想施加影响；这是一种让我们受伤的奇怪主宰。焚书的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艺术家是不可控制的力量：自凡高以来，西方的眼睛看见松柏，无不注意到树梢上面冒出的烟火。

经常有人指责他老是写猎手、渔夫、斗牛士和酗酒的士兵。这种写作对象的一致性，其实是他可利用的语言中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海明威的语言怎能传达更能言善道之人的丰富内心生活？想一下将《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意识用《杀手》（The Killers）中的词汇来书写。这不是否认海明威的《杀手》完美简洁。但《罪与罚》包含了全部的生活，而这全部的生活是海明威单薄的语言媒介无法承受得起的。

卡夫卡在1914年写到，“我发现字母K令人生厌，几乎让人恶心，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这个字母肯定是我的特征”。在人类情感和知觉的字母表中，字母K现在属于了一个人，不可更改。

许多博士论文，尤其是四平八稳的论文，研究的是琐碎的东西，狭隘的东西，以至于学者本人也对研究对象失去了尊重。

尼采不停地为了他对贝莎的热衷而责怪他，为了——他怎么形容它的？“在肉欲的食槽里进食”或“在你心灵的垃圾堆中东翻西找”，而这期间在旁边东翻西找、暴饮暴食的人，其实是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