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对布劳德提到：不可能不写作，不可能用德语写作，不可能换种方式写作。几乎还可以再加一种不可能：不可能写作。

所有的幻象都成了具体的现实。卡夫卡的至亲死于毒气室，他的情人米莲娜和格雷特小姐（她可能怀有卡夫卡的孩子）死在集中营。孕育了卡夫卡天才的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世界化成了灰烬。

卡夫卡在1914年写到，“我发现字母K令人生厌，几乎让人恶心，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这个字母肯定是我的特征”。在人类情感和知觉的字母表中，字母K现在属于了一个人，不可更改。

甚或可以说，它们需要并发展属于自己的语言，要像话语交流中的语言一样具有同等表现力，同样精巧。在这些语言和普通语言之间，在数学符号和语词之间，桥梁变得越来越脆弱无力，直到最终坍塌。

在我们时代,政治语言已经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的元词中找到借口。

许多博士论文，尤其是四平八稳的论文，研究的是琐碎的东西，狭隘的东西，以至于学者本人也对研究对象失去了尊重。

斯宾诺莎之后，哲人知道，他们在用语言清晰语言，像切割工用钻石打磨钻石成型。语言不再视为通向可证真理的途径，而是像螺旋或镜廊一样，将思想带回到原点。斯宾诺莎之后，哲学失去了纯真。

传统的句法将我们的认知安排成线性和一元性模式。正如布莱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弗洛伊德所示，这些模式扭曲了潜意识力量的作用，压制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苏联的极权主义是最极端的极权主义，不仅表现在它对未来乌托邦的观点，而且表现在它用暴力来消灭过去，消灭人类记忆的活力和统一。

在他能够控制语词的地方，福克纳有一种强大的感觉推动力，将一切都带到语词面前。福克纳的作品内容许多都被人“滥”写，甚至说写“烂”。但小说总是要反复书写。雄辩的行为，这是作家的本职，不应该默然放过。

正如卡夫卡在1920年写下的一条格言中说，“有些人指着太阳的存在否认痛苦，而他指着痛苦的存在否认太阳。”

其中许多难点似乎没有必要。在开头部分中，几乎每个论点都援引数学、组织学、光学或分子化学的知识来加以说明论证。经常，一个比喻同时涉及数种不同的科学概念。然而，仔细一看，许多援引的科学概念都比较初级或者有些炫耀。

托洛茨基预见到，党中央有一天将会凌驾于全党之上，最终不可避免的，独裁者将把党中央的决策功能程序集于一身。

凭借维特根斯坦的洞察力，似乎与其说沉默是一堵墙，不如说它是一扇窗。跟随维特根斯坦，正如跟随某些诗人，我们从语言中望出去，看到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任何读过《逻辑哲学论》的人都会感到这本书中沉默的奇特光芒。

宇宙间的真相（相对论的时空连续性、万物的原子结构、能量的波粒子状态），不再能够从言词进入。这绝不是自相矛盾，就本质而言，真实现在开始外在于语词语言。

在苏联，正统派打着日丹诺夫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美学幌子，指气使，装腔作势。正是他们，借助政权发起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运动，争取或摧毁了文学想象的中坚力量，造成了最可悲的后果。

在苏联革命为生存而战的紧急关头，托尔斯泰不失机会地宣布……他影响着身体政治的健康。

托洛茨基的强烈影响只有在中国出现。共产主义的进程不可能局限于一个国家或权力集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饥荒、种族矛盾和经济剥削....；人民军队能够打垮任何武器装备先进的敌军。这些是中国的声音，背后往往有托洛茨基的庞大身影。这套话语，莫斯科和西方都不接受。

只有在一门语言中没有真正家园感的人，才能把那样的话语当工具使用。

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人的动机，而这恰是埃斯库罗斯或但丁会认真探索的话题。要凭借今日炼金术士幼稚的政治观点，而使我们的未来不受制于非人道，那也是缘木求鱼。我们对人的本性和内心的知识，大多还是来自诗人之镜。但是不可否认，这面镜子的许多部分今日已经破裂、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