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 世界不仅不需要翻译, 还不可能进行翻译。 词语会反抗人类, 它们摆脱了意义的奴役, “只做它们自己, 像我们嘴里的墓石一样”。无论如何, 人类都会从巴别塔的残垣所带来的重担和辉煌中得到永远的解脱。
乔治·斯坦纳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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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可以说,它们需要并发展属于自己的语言,要像话语交流中的语言一样具有同等表现力,同样精巧。在这些语言和普通语言之间,在数学符号和语词之间,桥梁变得越来越脆弱无力,直到最终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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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对布劳德提到:不可能不写作,不可能用德语写作,不可能换种方式写作。几乎还可以再加一种不可能:不可能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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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幻象都成了具体的现实。卡夫卡的至亲死于毒气室,他的情人米莲娜和格雷特小姐(她可能怀有卡夫卡的孩子)死在集中营。孕育了卡夫卡天才的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世界化成了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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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在1914年写到,“我发现字母K令人生厌,几乎让人恶心,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这个字母肯定是我的特征”。在人类情感和知觉的字母表中,字母K现在属于了一个人,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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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时代,政治语言已经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的元词中找到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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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之后,哲人知道,他们在用语言清晰语言,像切割工用钻石打磨钻石成型。语言不再视为通向可证真理的途径,而是像螺旋或镜廊一样,将思想带回到原点。斯宾诺莎之后,哲学失去了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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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句法将我们的认知安排成线性和一元性模式。正如布莱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弗洛伊德所示,这些模式扭曲了潜意识力量的作用,压制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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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博士论文,尤其是四平八稳的论文,研究的是琐碎的东西,狭隘的东西,以至于学者本人也对研究对象失去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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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极权主义是最极端的极权主义,不仅表现在它对未来乌托邦的观点,而且表现在它用暴力来消灭过去,消灭人类记忆的活力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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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能够控制语词的地方,福克纳有一种强大的感觉推动力,将一切都带到语词面前。福克纳的作品内容许多都被人“滥”写,甚至说写“烂”。但小说总是要反复书写。雄辩的行为,这是作家的本职,不应该默然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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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是个聋子,尼采罹患偏头痛,苏格拉底也长得很难看!努力去观察别人究竟克服了什么困境,这很有趣。面对别人的时候,我经常问自己:他或她经历过什么,战胜过什么,或者遭受过怎样的伟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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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夫卡在1920年写下的一条格言中说,“有些人指着太阳的存在否认痛苦,而他指着痛苦的存在否认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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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许多难点似乎没有必要。在开头部分中,几乎每个论点都援引数学、组织学、光学或分子化学的知识来加以说明论证。经常,一个比喻同时涉及数种不同的科学概念。然而,仔细一看,许多援引的科学概念都比较初级或者有些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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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预见到,党中央有一天将会凌驾于全党之上,最终不可避免的,独裁者将把党中央的决策功能程序集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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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维特根斯坦的洞察力,似乎与其说沉默是一堵墙,不如说它是一扇窗。跟随维特根斯坦,正如跟随某些诗人,我们从语言中望出去,看到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任何读过《逻辑哲学论》的人都会感到这本书中沉默的奇特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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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间的真相(相对论的时空连续性、万物的原子结构、能量的波粒子状态),不再能够从言词进入。这绝不是自相矛盾,就本质而言,真实现在开始外在于语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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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正统派打着日丹诺夫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美学幌子,指气使,装腔作势。正是他们,借助政权发起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运动,争取或摧毁了文学想象的中坚力量,造成了最可悲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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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革命为生存而战的紧急关头,托尔斯泰不失机会地宣布……他影响着身体政治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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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任教时,研讨班上有两个男子曾因为红卫兵的折磨而脊椎骨折,他们甚至无法坐下。他们给萨特写了一封信:“致本世纪的伏尔泰。说话吧,帮帮我们!”而萨特,他会说:“红卫兵所谓的残暴行为是美国中情局发明的谎言。”他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么,伟人们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