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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文化中，19世纪是女性压迫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之一。从制度上讲，她们被剥夺了大多数的个人自由、权利和责任，就意识形态而言，她们只不过比动产、奴隶或装饰物（取决于她们所在的阶级地位）高那么一点点。这也是奠定社会学基础的时期。所谓的“奠基之父”（确实是一个恰当的词）生活在一个明显有性别歧视的时代。这样的奠基之父有五位——马克思、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和韦伯。

虽然女性占据着传统的妻子/母亲/家庭主妇的多重角色——社会学上表征女性的方式——此种地位选择一般认为反映了某种无能为力，但它也有着自己的影响。例如，由于女性是儿童的主要社会交往者，因此她们有很大的能力影响其人格和行为方式。家庭成员间疾病的发病率和方式与一个家庭的内部情感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在家庭单元中，关于女性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另一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女性不仅影响家庭健康状况，而且影响疾病状况。

已婚女性在初次怀孕时应当是“激动无比”，但事实上，很多已婚女性会有更加复杂的反应。

我的首要目的是描述家庭主妇的工作状况和她们对家务劳动的态度。第二任务是考察那些涉及影响家务满意程度的相关变量，这些变量包括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婚姻内部分工、家用电器的使用、社会互动模式，等等。第三个目标是提出可行性假设，旨在解释家庭主妇在对待家务的态度与家务工作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异。

女人会忘记分娩时经历的痛苦吗？这也是女性代代相传的谜团之一。但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就是女性的命运：她们受到束缚，被标签化，受困于刻板印象。分娩这件事也是被如此对待的：分娩确实痛苦，但记忆会消散。

生育的意义与社会对于女性的看法紧密联结，二者都反映了社会的经济体制。相较于家庭，资本主义体制更重视生产，这改变了女性的地位：母亲们成了“职场母亲”。资本的产出离不开工人阶级的生产力，因而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要求不再只是生育，还要创造财富，“母亲们走出家庭进人职场，解决其就业成了国家的第一要务”。

我们很容易有为人父母的冲动，却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成为父母意味着什么。当然了，其中有好有坏。有些是很具象的，比如，宝宝们确实笑得很甜，小孩子也真的讨人喜欢，让人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阳光照在宝宝们光泽的秀发上；皮肤细腻光滑，四肢强健结实，心灵纯净透明。为人父母是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带大自己的骨肉是个奇迹。这种奇迹年复一年不断上演，通过繁衍后代这个再自然不过的行为，人类实现了一件超越自然的事：升华了最基本的人类概念。

为适应母亲角色，“调整”得最好的，反而是曾经被认为最不具备“女性气质”的女性；此外，积极独立的女性更容易获得作为母亲的满足感，因为她们更会将孩子出生视为成就。研究还发现，有“女性气质”的母亲们对于母亲应该表现成什么样子的想法特别顽固（完美和无私的化身），她们反而会在适应母亲身份这件事上面临巨大困难。努力达到完美妈妈这一理想状态已经很难了，更别提还要在没有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兼顾妻子和家庭主妇的角色，简直是活受罪。

你想要孩子吗？自安全有效的避孕措施发明以来，人们习惯性认定生孩子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或者说，想要孩子才是怀孕的原因，但确实有意外怀上宝宝的。所以在谈论生育的动机之前，我们首先要问：“你想要孩子吗？”

社会学是有性别歧视的，因为它是男性主导的。“男性主导”的意思是，在性别差异的社会中，它更多的是关注男性的兴趣和活动。当今男女的社会状况在结构和意识形态上都存在明显差异，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对男性角色的重视和给予的声望远高于女性角色。这种偏见存在社会学研究中，而更广义的社会也倾向于采用此种价值观。对“客观性”这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首要前提的注重，可能会减少许多明显的偏见，但它们似乎并未影响到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就像在大多数家庭和婚姻文献研究中一样，在功能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女性是过度可见的。这是因为女性在社会学上最具可视度的领域也往往是性别歧视最猖獗之处。女性消极化的意识形态不仅贯穿社会学研究的始终，而且也是其领域中女性过度暴露和过度可见的根本原因。想要对这种扭曲错误的、以男性为主导的观点进行纠正，就要回到女性自身，透过她们的视角来看家庭主妇这一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