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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工，便要集合几十万河工，万一和起义军结合起来，无法收拾。(P42)士诚出身私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友谅是打鱼出身的，惯在风浪里过日子，野心大，欲望高，一个保守持重，一个冒险进取。以此，…对士诚以守为攻，用精兵扼住江阴、常州、长兴几个据点，使士诚不能向西进一步；对友谅则以攻为守，使友谅不能不分散兵力，驻守可能被攻击的要塞，不能集中运用兵力。(P81)

皇觉寺坐落在孤庄村西南角，规模不大。照例一进门是四大金刚，横眉怒目，韦驮菩萨拄着降魔宝杵，二进是大雄宝殿，三进是禅堂，左边是伽蓝殿，右边是祖师殿。

可是，到底根基差，认字不太多，学问不到家，许多字认不真，加上心虚护短的自卑心理，凭着有百万大军的威风，滥用权力，就随随便便、糊里糊涂杀了无数文人，造成明初的文字狱。

单是用义子监视，还怕诸将靠不住，另一个办法是留将士的家眷做抵押。

运气特别照顾元璋，他怕察罕帖木儿的兵威，正接洽投降，察罕被刺杀了。扩廓准备南征，又和孛罗帖木儿抢地盘，打得难解难分。陈友谅第一次约张士诚夹攻，张士诚迟疑误了事。第二次张士诚围安丰，陈友谅不取应天而围南昌，又被流矢射死。上天真是太眷顾了！他这样想着，越想越有理，再发展下去，就想成“天命有归了”，从此一心一意秉承上天的付托，作长远的广大的计划。

明王”和“弥勒”这两个名词，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读作衡量政治的尺度。

综合说来，一笔抹杀红军的革命意义，骂他们“凶谋”，“放火”，“杀人”，尤其是杀戮士大夫，千条万条罪状，简直是罪大恶极。正式声明对红军的看法，郑重否定自己今天以前的全部事业，更引经据典，拿轩辕、成汤、文王来比附，解释起兵是为了救民，戴上为人民的帽子。一就这点而论，朱元璋真正不愧是明教的叛徒。

被任用的官照例要辞官，上辞官表，一辞再辞甚至辞让到六七次，皇帝也照例拒绝，下诏敦劝，一劝再劝再六次七次劝，到这人上任谢表才算罢休。辞的不是真辞，劝的也不是真劝，大家肚子里明白，是在玩文字的把戏，误时误事，白费纸墨。朱元璋认为这种做作太无聊，也把它废止了。

元璋待了一阵，走到伽蓝神前，磕了头，拿起圣珓，默祝菩萨：许出境避难，赏阳珓；守破寺，一阴一阳。一掷两珓全阴，两掷三掷还是全阴。不许走也不许留，只有投红军去了。再祝投红军给阴的，一掷果然是阴的，大吃一惊。三次默祝，投红军实在害怕，还是求菩萨指点，逃往他乡，另求生路。闭着眼睛把珓掷出，一看一个是阴珓，投红军；一个呢，不阴不阳，端正地竖在地面。菩萨也劝元璋造反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专制栽的政权，根本是反人民的，靠吮吸人民的血汗，奴役人民的劳力而存在。为了利益的独占和持续，甚至对他自己的工具或者仆役——官僚和武将，也非加以监视和侦察不可。虽然在对人民的剥削掠夺这一共同基础上，皇权和士大夫军官是一致的，但是，官僚武将过分的膨胀，又必然会和皇权引起内部冲突。

民族间的压迫是形式上的，是对没有政治地位的平民百姓的压迫。实质上，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对所有各族的贫苦人民，无例外地进行剥削、掠夺和奴役，归根到底，本质上仍然是阶级压迫。

这时本来一直规律地打字记录的书记官犹豫了会儿，不知是不是按错了键，又退回去重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