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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粮食相关的活动和话题深深地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1946年9月,“吃面包比赛”开始在小学运动会上大为流行。在这种广受欢迎的竞赛中,选手们必须尽力跑向用绳子吊起的面包卷,然后不能动手就将它吃下去。不用说,在这样的比赛中,根本就不会有失败者。

松田（黑帮）开始承担批准商贩交费营业的职责，以及提供实际的服务，如照明、提供卫生设备和垃圾收集等。

松本主张，如果宪法不符合国情，将招致专制和暴政（日本近几十年的专制和暴政，倒显然没让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踌躇）。

我们觉得，为了消除疾病，必须将树连根拔起。不然我们会发现虽然长出新树枝，这棵树还在生同样的病。对当时的简洁表述，即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由战争的胜利者承担的这一大胆创新的任务，既没有法律依据，更史无前例。几乎未对这样的一项任务进行任何反省，美国人就开始着手其他占领军队从未做过的事情：重建一个战败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并逐步改变其民众的思维方式。

对于被所谓长期的精神理念传统压抑损害了的民族，“肉体之门”就是“现代性之门”。

这些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政治宣传标语、政治意向，甚至是完整的文本，在本质上既非进步也非反动。然而，这种熟悉的语言的连续性传达出某种稳定感，在沉重的压力之下与不寻常的巨变面前，它起到了心理安慰剂的作用。

诏书国体得以维系，朕饱食终日。你们人民，饥饿死去。——钦此

至于从掠夺屋子丑行中获益的权势人物，“他们戴着民主的面具，但事实上却在黑市上昂首阔步”，在国家长期的经济混乱中狂混做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落地生根是在不足为怪，使得许多日本人都觉得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自身的悲惨境遇，远比帝国军队在遥远的异国对陌生人实施的暴行记录更直接、更看得见摸得着。

尽管所有的族群和文化都会通过强调差异区分自我、也被他者所区分，但是当论及日本的时候，这种倾向被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做妓女不好。但是由于战争的灾难，既没亲戚又没工作，让我们怎么活？……我们中没有多少人是因为喜欢才干这个的……但是即便这样，当我们试图改过自新找份工作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我们指指点点并说我们是妓女……我已经让好些女孩改邪归正并把她们送回社会了，但是后来……她们总是（她开始抽泣）被挑剔并被赶了出来，最后只能回到这儿重走老路……你不能相信社会，他们鄙视我们。

浪漫永远都是旁观者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