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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粮食相关的活动和话题深深地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1946年9月,“吃面包比赛”开始在小学运动会上大为流行。在这种广受欢迎的竞赛中,选手们必须尽力跑向用绳子吊起的面包卷,然后不能动手就将它吃下去。不用说,在这样的比赛中,根本就不会有失败者。

松田（黑帮）开始承担批准商贩交费营业的职责，以及提供实际的服务，如照明、提供卫生设备和垃圾收集等。

我们觉得，为了消除疾病，必须将树连根拔起。不然我们会发现虽然长出新树枝，这棵树还在生同样的病。对当时的简洁表述，即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由战争的胜利者承担的这一大胆创新的任务，既没有法律依据，更史无前例。几乎未对这样的一项任务进行任何反省，美国人就开始着手其他占领军队从未做过的事情：重建一个战败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并逐步改变其民众的思维方式。

对于被所谓长期的精神理念传统压抑损害了的民族，“肉体之门”就是“现代性之门”。

这些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政治宣传标语、政治意向，甚至是完整的文本，在本质上既非进步也非反动。然而，这种熟悉的语言的连续性传达出某种稳定感，在沉重的压力之下与不寻常的巨变面前，它起到了心理安慰剂的作用。

诏书国体得以维系，朕饱食终日。你们人民，饥饿死去。——钦此

被中国军队俘虏并被迫在中国的内战中为国共双方工作或打仗的日本俘虏，总数不明。据报道，投降之后一年多，大约68000名被关押在“满洲”的日本人仍然为中国军队效力，据大多数在共产党一方。国民党政府方面，在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推迟遣返了超过50000名具有实用技能的日本人。直到1949年4月共产党胜利前夕，相信仍然有超过60000名日本人滞留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

至于从掠夺屋子丑行中获益的权势人物，“他们戴着民主的面具，但事实上却在黑市上昂首阔步”，在国家长期的经济混乱中狂混做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落地生根是在不足为怪，使得许多日本人都觉得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自身的悲惨境遇，远比帝国军队在遥远的异国对陌生人实施的暴行记录更直接、更看得见摸得着。

尽管所有的族群和文化都会通过强调差异区分自我、也被他者所区分，但是当论及日本的时候，这种倾向被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做妓女不好。但是由于战争的灾难，既没亲戚又没工作，让我们怎么活？……我们中没有多少人是因为喜欢才干这个的……但是即便这样，当我们试图改过自新找份工作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我们指指点点并说我们是妓女……我已经让好些女孩改邪归正并把她们送回社会了，但是后来……她们总是（她开始抽泣）被挑剔并被赶了出来，最后只能回到这儿重走老路……你不能相信社会，他们鄙视我们。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