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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热爱的事，参与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独特的快乐，这种快乐，是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

那些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事物也给了我们活下去的理由，即便在某些时候，我们自己的福祉前景黯淡无光。事实上，那些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事物为我们提供的理由可能不止于此。正如加缪所指出的，一个事物若值得我们为之而活，也就值得我们为之而死。如果没有那些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人、东西和活动，我们可能就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任何兴趣。

只有当一个人相当深入地在乎某个（或某些）事物的时候，亦即只有当他被某个事物吸引、对它产生兴趣、为它感到兴奋并投入精力的时候，或者用我之前的话来说，当他爱某个事物的时候，他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与这种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事情都感到很无聊，或者觉得它们都与自己无关。然而，如果一个人把精力投入到毫无价值的对象或活动上，即便他非常投入，他的生活也不会有意义。

阿道夫说：“你不是在上帝的房子里，而是在死胡同里寻找上帝。”“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也住在死胡同里。”我说。

在乱哄哄的人群里，你永远不知道是谁扔出了第一块石头。而扔第一块石头的人也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除非是有人收买。但总会有人扔出第一块石头。紧接着再扔石头就快得多、容易得多了。

从高空俯视，从飞机往下看，一切都被简单化、扁平化了，在广阔的空间里，人们总是从地理上、地缘政治上，从非人性的角度考虑问题，拉出一道道贯穿大陆的战线，如同用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画画，一旦下到了地面，站在街道上，站在人群里，在理查德看来所有人都显出了几分愚蠢和可怕，他们生活在病态失衡的懒散和忙碌之中，他们作为整体看起来很穷，单个来看又显得富有。

绝大多数人的沉沦，得归责到一种追求生存舒适性的偏好。简单来说，大多数人一辈子更喜欢避开自己，而不是认真寻找自己。

线描风格发展出一种价值，这是图绘风格不在拥有和不想拥有的。它们是世界的两种概念，有着不同的趣味与对世界的兴趣，但各自可以创造出可视事物的完美图画。

在此目标上，译者的神圣工作就拥有了合法性；原作者在自己的语言中选择了某种意指的方式，译者要在自己的语言中为其找到一个尽可能精确匹配的位置。译者的任务一直就是，通过译出语中的意指方式来丰富译入语，继续使自己的译入语得到发展和深化。换句话说，译者的任务在于，起码要使自己的语言在浓度上更加趋近于真正的译入语——上帝的真语言，即纯语言。因为实质上，一个伟大作家的优秀译作总是丰富了译者本族语言中“异”的力量，对其而言是有益的。

尽管从总体上讲马克思的著作数量众多，但其对共产主义的本质讲得却很少。这种缄默的原因部分来自马克思的一个论点，即对他来讲不是要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