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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开始的途径之一是资料。另一途径是历史学家本身：他们的兴趣、观念、环境和经历。

有一种实质性区别将所有历史学家分成了两大群体：一些人相信过去的人们在本质上是和我们一样的，另一些人则相信它们在本质上不同于我们。……L.P.哈特利则提出过去是一个异邦，人们在那里做着和我们不同的事情。

历史学家有一种沉重的责任：绝不要试图声称他（她）的叙述是讲述故事的唯一方式。但是读者也有一种责任：不要因为它们并不完美而轻忽历史；而要把它们当作真实的故事去处理，它们只能是这样。

历史学家无法讲述来自过去的每一个故事，而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历史”（历史学家所讲的关于过去的真实故事）不过是由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情构成的，我们决定为现代听众复述这些事情。

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学家在骨子里是知识上的势利眼。他们以更多或更少的谨慎调查过去，但首先对过去作出判断。对大多数人来说，过去没有达到他们的高度期望。如一位作家所说：“为了哀悼'美好的旧时光'，人们不能知道它们是什么模样。”

有人提出撰写历史是一种自然的和必要的活动：历史之于社会，正如记忆之于个人。……在这里，历史服务于一个目的：给人们以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像记忆一样。但它是谁的记忆？有哪些事情要记忆？

否认政治领袖在行使权力，否认他们的决定会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是很愚蠢的；但是忘记其余的普通人民所做的反应和决定，是否同样愚蠢呢？

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像一名律师那样：在相互冲突的记述之间进行取舍，力图建立事件发生的准确顺序，以冷静、客观的怀疑态度对待“证物”（文献）。

这些选择不仅与运气或聪明有关，而且关系到是什么在吸引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沉醉在关于世界如何运行，人们为何要做他们所做之事的种种兴趣、道德、伦理、哲学和观念之中。

法律本身和政治规章并不是我们的生活，知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房屋；不，它们只是房屋光秃秃的墙壁：其中所有必须的家具，调节和支持我们生存的发明、传统和日常习惯，都不是德古拉们或汉普登们的功劳，而是腓尼基的水手、意大利的泥瓦匠和萨克森的冶金家、哲学家、炼丹家、及预言家以及一切本遗忘已久的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功劳。

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