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会议既可讨论与民盟利益相关的议题(民主自由),并且民盟又可以直接参加,因此,在民盟看来,只有政协才能体现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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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与和谈之间的这种倒置的关系,就是民国政治的逻辑与这个逻辑本身的历史局限的关系。企图剥夺武力的和谈,最终却被武力剥夺。这个结果无非证明,历史的局限是不能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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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党训政,其核心是党治,就是党权高于政府,政府居于党的指导之下。联合政府与参加政府,文字上出人不大,但性质则截然不同。联合政府的前提是废除党治,只有取消党治,各党派的地位オ能平等反过来,参加政府的前提则是保留党治,而在党治的条件下参加政府,实际上就是国民党以主人的地位“请几个客”,党与党的关系只能是主人与客人的关系。总之,“联合”与“参加”的区别便在于:党治废除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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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局限的条件下所产生的问题,一般说,只能以历史局限的方式解决,历史的局限是难以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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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一方面愿与国民党保持一定的国家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国民党在东北建立反苏政权,因此支持中共发展;既然要与国民党维持一定的国家关系,因此又不愿中共独霸东北,否则便有“火药气”,担心引发内战。总括而论,苏方的总体意图是,支持国共谈判,以期在东北形成国共合作的局面,从而通过国共双方,获取苏联的双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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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短暂的对峙之后,国共均对各自的策略作出充实与调整,形成了各自的两套方案。共产党方面:第一方案是联合政府,第二方案是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国民党方面:第一方案是战时内阁,第二方案是召开国大提前行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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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党在此次会议中完全表现为一保守性之政党而非革命性之政党。查其原因,国民党党员大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长时期中,地位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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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出自东北所持有的两个双重性。外交与内政的双重性:中苏条约带来的东北问题的外交性;中共进入东北,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内政问题。苏军对国共的双重性:苏联道义上支持亲苏的中共;另一方面国家利益又只能和国民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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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说:“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现在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划清。” (新华日报19460117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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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政体,斯大林说:“苏联没有敌对阶级,因此,苏联可以实行一党制。在中国,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外,其他党也应当存在。”此言之意,就是劝告国民党不要搞一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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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本来一直规律地打字记录的书记官犹豫了会儿,不知是不是按错了键,又退回去重打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