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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胡适把文学作为工具，目的是文字改革、语言改革；而陈独秀把文学作为工具，要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更重要：一个是“改良”，一个是“革命”。其实后来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一直犹豫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英国模式还是法国道路，决定了一百年间中国的文学、文化、政治的各种选择，这么巧合地出现在新文学的第一个篇章上，像是某种预言。

我刚读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有写情书的需要，开始想抄，第一个找到的是鲁迅的《两地书》，发现没办法抄，鲁迅的情书一点谈情说爱都没有。但《日记九种》得抄！里面写肉麻的感情的东西多得不得了，有好几段非常细，郁达夫就把恋爱中所有的心情都写下来。后来那日记给王映霞看到，她大发火。郁达夫就跪下来向她求饶，保证绝对不发表一一当然，我们后来都看到了。稿费归王映霞。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没人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它具备了拍电影的很多基本条件，有故事，有男女，有深度，又有知名度，为什么那些电影导演老是拍《小时代》，不拍《第一炉香》？

近现代文学的背景变了。第一，现代知识告诉我们，中国不是天下，只是一国。第二，近现代中国还是一个被欺负的国家，当时快要灭亡的国家。于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进入了现代文学的核心，这是西方文化的影响。

魯迅有一句話很有名：「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就是說，我相信這個世界是絕望的，所以這個世界是虛妄的，可是怎麼證明你絕望呢？就像沒辦法證明有希望一樣，也沒辦法證明一定是絕望；我沒辦法說將來一定會更好，但我也不可以說將來一定會更壞。這樣的話，今天聽起來還是令人怦然心動。所以魯迅要反抗絕望

有一年到北京，我和朋友吃饭聊天，他们问我要不要去看冰心。我说我不认识冰心。他们说，冰心在医院里，你去看她，即便不认识，她也会和你握手，有些人在这个时候拍照。我听到这段话，心里很不舒服。想到巴金，活到百岁，大家也都很不忍心去看他。再想想冰心晚年在病床上，别人去和她笑着握手拍照，这是最不冰心的行为。这些跟冰心拍照的人，证实了她的失败，也反证了她的意义。

康德还说，人有三种快乐：第一种快乐，是因为它给你直接的好处，这是物质上生理上的快乐；第二种快乐，是你做了正确的事情感到快乐，这是道德上的快乐；第三种快乐，是它既没有给你好处，也不涉及道德，比如你半夜听到风吹着落叶掉下来，感到舒服，感到说不出来的一种心灵上的快乐。只有第三种，才叫美，才叫艺术，它是源于游戏。

鲁迅说，道德应是人人能遵守的美德；如果是少数人才能遵守的美德，那就不叫道德，这是一些人特别的美德。

民族-国家”这个最关键的概念是从欧洲出来的：讲同样的话，长得一样，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有权利独立，这个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观念。

后来，丁玲的风格变了好几次，但《我在霞村的时候》其实是“莎菲”到了延安。这么一个柔润、敏感的知识女性，当她到了黄土高原这么个战争背景下，她能注意到的东西，还是与众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没有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和进步。郁达夫的《沉沦》是他一辈子的基调，而“莎菲”是到了延安而且产生了突变。这是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

阿Q精神有很大的坏处，不承认失败。如果一个人从不失败，当然就没法真正地胜利。好处就是自杀率低。我们相对来说自杀率低。碰到了再大的难处，中国人的说法是“没有过不去的坎”，“好死不如赖活着”。日本的国花是樱花，很漂亮，很绚丽，但一过节就没了。日本武士崇尚剖腹，要么做英雄，要么自杀。中国人喜欢什么花？梅花，冬天再冷都不死，生命力顽强。中国人不喜欢樱花，生命时间太短。民族性也体现在一些共同的审美符号里面。

由于米尔肯在垃圾债券市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可以随意从德崇的客户手中以低价购买债券，而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些债券的实际价值。然后米尔肯把债券卖给布斯基，稍微赚一点儿钱。接着，布斯基再把这些债券卖给德崇，最后又被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该公司的客户。通过这种方式，米尔肯偿还了布斯基数百万美元，他自己也能从这种交易中获利。当然，德崇的客户就成了冤大头，替他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