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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完全清楚：仁爱、忠信、甜美之所以存在，恰恰有赖于其对立面，如此洞察正是宗教最为圆熟的智慧所在！一个良好的群体也会接受我们心中不愿意归属群体的那些方面，它也会通达地认识到，人们可能无法忍受一个永远都有条不紊秩序井然的群体。如果我们设有自己的博爱盛宴，那么我们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愚人盛宴。

一个人能够接受自己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在基督教看来，这是道德与精神健全的标志。只有骄做者和虚荣者才会矢口否认自己的虚弱，诚恳的人总能够毫无愧色地公开承认，自己也有时候靠在大型木制圣母的脚边流过眼泪，况且他们还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对马利亚的崇拜将虚弱锻造为一种美德，并因此修正了我们惯于把成人与孩子一刀两断的非此即彼态度。

只有敢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忧虑和懊悔时，友谊才会有成长的机会。人际偏见和族群纷争本源于心不在焉和凭空想象。这样的交谈将撩开我们戒备重重的外表，揭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点精神失常这一实情，从而使自己摆脱某些关于他人生活的失真想象，并且获得心理的动力，去向同样备受折磨的旁人伸出援手。

面对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宗教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是因为其理念上的远大追求，也因为它以一种很少有世俗体制曾经做到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它堪称这一星球上最为成功的教育和思想运动。

有一种失落令现代社会感受得尤为深切，那就是群体感的失却。我们往往会猜想，曾经存在过某种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可惜它后来被冷漠无情的匿名社会关系取代了。在如今这个匿名社会里，人们寻求相互间的交流接触基本上只是为了特定的个人目的，如出于经济上谋利、社会上晋升或者感情上爱恋的需要。

赎罪日这一天让人感到，我们不是在为自己赎罪，我们是在遵守规矩。

对照之下，就尊重艺术的宗旨而言，现代博物馆表面上的有序本质上看反而是一种严重的无序。学术上的老套，例如，根据艺术品创作的地点和时间来加以编排，按照诸如“威尼斯派”、“罗马派”、“风景画”、“肖像画”来进行分类，或者依据摄影、雕塑、绘画这样的基本表现手段来作出区分，使得博物馆无法在情感层面实现任何真正的一致性，因此也无法拥有数堂和庙宇编排的艺术品所具有的真正教化力量。

基督教相信，自己的训诫足够强大而有力，会在各不相同的层次同样得到理解，它们既可以借粗糙的木刻形式向小区教堂的农夫呈现，也可以在博洛尼亚大学由神学家们用拉丁文来进行探讨，而且，每次的重复只会支持和强化其他场合的阐述。

在现代城市寂寞的峡谷中，没有哪种感情比”爱“更受到敬重。然而，这不是宗教所言说的爱，不是哪种天下一家的人类大爱，而是一种包藏嫉妒的、对象限定的、最终也更小气的爱。这种浪漫的爱驱使我们疯狂地追求单独的某个人，期望与之达成一种毕生的交融关系，而且，这个特定的人将让我们不再有需要去面对普天下的其他人。

现代无神论的错误就在于它未能看到，即使是在宗教的核心教义遭到摒弃之后，宗教的诸多侧面仍然不失其有益的意义。一旦我们不再感到需要非此即彼地做出选择，即要么在宗教面前五体投地，要么对宗教进行诽谤诋毁，我们便能自由地发现，宗教实乃无数天才概念的宝库，借此或可纾缓世俗生活中某些最最源远流长却又未予有效关注的病痛。

一个运作良好的世俗社会也会同样慎重地思考自己的行为楷模，它并非只向我们推出影星和歌星。放弃宗教信仰决不等于不再继续需要勇气、友谊、忠贞、耐心信任、怀疑等品质的“守护神”。当我们把内心空间留给那些比自己更平衡、更勇敢、更博大之人物的音容笑貌时，不管是林肯还是惠特曼，丘吉尔还是司汤达，沃伦·巴菲特还是保罗·史密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获益，并且可望通过他们，与自己内心最庄严的可能性取得联系。

尼采不停地为了他对贝莎的热衷而责怪他，为了——他怎么形容它的？“在肉欲的食槽里进食”或“在你心灵的垃圾堆中东翻西找”，而这期间在旁边东翻西找、暴饮暴食的人，其实是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