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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个故事完全是民间艺人编造出来的，与宋朝史实毫无关系，只不过借用了刘妃、李妃与宋仁宗的身份，敷演来而已。真实的历史不会有那么强的戏剧性，宋王朝的内廷也没有那么血淋淋的宫斗，什么“金丸之约”“狸猫换太子”“寇珠救主”“陈琳送妆盒”“包公审郭槐”“仁宗认母”等戏文津津乐道的情节，都来自民间文人的想象。

知制诰的封还词头，与通进银台封驳司的封驳诏命，共同构成了对皇帝“自由意志”的另一重限制（宋神宗元丰改制后，封还词头的权力归中书舍人，封驳诏命的权カ归给事中）。如是，宋朝君主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颁发诏书，则诏命需经知制诰、封驳司双重审核；若绕过知制诰、封驳司，直接发“内降”，则“内降”会被视为不合法，政府可以将内降”缴奏。因此我们切不可将宋朝体制简单地视为“皇权专制”。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共使用九个年号：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

正月初五，朝廷宴请契丹贺正旦使于紫宸殿。宰相文彦博奉能至御榻前，向仁宗敬酒，仁宗没头没脑地问了他一句：“不乐邪？”文彦博这才知道仁宗精神失常，“错愕无以对”。不过仁宗还能坚持至宴终。

讲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仁宗是很重感情的人。作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他时常会感情用事，但是，作为一国之君，他的感情用事往往又有违礼法，因而会引来台谏官、礼官的抗议，最终不得不“稍割爱情”。

实行了近一百年的茶叶官榷制终于被宣告结束，改行通商法。其法“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而尽罢禁榷”。官府废罢六榷货务、十三山场，不再参加茶叶交易，只向园户征收茶租、向茶商征收茶税，茶商与园户自由交易。不过，茶叶仍然被当成一种特殊的商品，茶商需要先向官府申领贩茶引凭（类似茶叶经营特许状），才可以从事茶叶运贩，贩茶引凭规定了茶叶的经销区域与完税期限，目的是确保政府征收到茶税。

显然，这样一套体制，有利于守成，却不利于大开大阖的变革。大开大阖的变革往往需要先赋予主持者足够的集权，如此才不至于处处受製肘。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便不难理解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为什么要鼓动宋神宗乾纲独断，为什么要先置立一个凌驾于中书门下之上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又为什么要设法引支持变法的新人进入台谏。

这次随狄青南征的骁将中，也有一员“杨家将”——杨文广。他是杨延昭之子，论辈分，是杨畋的堂叔。在民间“杨家将”故事中，杨文广被塑造成杨延昭之孙，杨宗保与穆桂英之子，但实际上，杨宗保与穆桂英均是虚构的文学人物，史无其人。史志载“延昭子文广，娶慕容氏，善战”，“慕容”发音与“穆桂英”相近，很可能穆桂英的人物原型便是杨文广之妻慕容氏，但到了民间说书文人笔下，穆桂英却成了杨文广之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瑷)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价值观体现为人的行动，是具体的、本质的、可以明确描述的，它不能留给大家太多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