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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妙不可言的清静”实际上是一种等待——一种欲望：我从未恋爱过，因为我没有过欲望；我所达到的身心清静（为此，我像维特一样自以为是地沾沾自喜）实际上正是那个阶段，或长或短；此时，我左顾右盼（尽管装得没那回事），揣摩着应该去爱谁。当然，爱情需要发泄，就像动物发情一样；诱发引动是偶然的，但机制却是潜在的、有规律的，就像动物的季节交配一样。

当两人用一种套话争吵起来，并且都占上风时，这两人肯定是已经结婚的人了：这场争吵只不过是在行使一种权利，使用他们共同占有的语言；争吵意味着大家要轮流来，也就是说，有你的份也得有我的份，如此往返下去。这便是人们婉转地称为“对话”的意思：并不是要倾听对方的意见，而是本着平等的权利分配语言商品。双方都知道他们所闹的别扭并不会造成离异，就像一种放纵的取乐方式（争吵是一种没有受孕风险的交欢）。

人们的议论劫掠了我的心上人，还给我的仅是没有血肉的一个通用的替代，适用于不在场的一切东西。每当我意识到这些，我仿佛看到我的那一位已经死去，被挤压在一个瓮子里，搁置于语言大陵墓的墓壁上。在我看来，对方不应该是一个被指：你就是你，我可不想让人家对你评头论足。

言语是一层表皮：我用自己的语言去蹭对方，就好像我用辞令取代了手指，或者说我在辞令上安上了手指。我的言语因强烈的欲望而颤栗。骚动来自双重的触摸：一方面，整个表述行为谨慎而又间接地揭示出那唯一的所指，即“我要得到你”，将这所指解放出来，供养它，让它节外生枝，让它爆炸（言语在自我抚摸中得到快感）；另一方面，我用自己的辞藻将对方裹住，抚摸他/她，轻轻地触碰他/她；我沉湎于这样的轻抚，竭尽全力延续这类对恋爱关系的议论。

面对对方引人注目的个性，我却从未感到自己有什么超凡之处，或者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属于被归类的那号人（就好比很熟悉的归档文件）。可有时候，我也会暂时中止在形象上与对方论高低；我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要说真正的独特性，它既不体现在对方身上，也不体现在我身上，而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把握的是关系的独特性。

我陷入了矛盾：一方面，我相信自己对于对方的了解要超过其他任何人对他的了解。由此，我便自豪地向对方炫耀自己对他的了解（“我了解你——我是惟一真正了解你的人！”），而另一方面，我又常常意识到对方不可捉摸，不可控制，不可探寻这一事实；我无法开启对方，追寻他的本源，并解开这个谜。对方从什么地方来？对方是谁？我殚精竭虑，我永远无法知道。

争吵没有什么内在意义，既不会澄清事实，也不会带来转机。争吵既没有什么实效，也谈不上有什么逻辑意义；它只是一种奢侈，吃饱了没事干：像放纵的性冲动一样去留无迹，也不会留下什么污点。

对远方情人的思念成了一种积极的活动，一桩正经事（使我其他什么是都干不成）；从中衍生出许多虚构情境（怀疑，怨艾，渴望，惆怅）。

但实际上，维特并不反常，他只是堕入情网而已——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在无中生有地制造意义，而使他激动的正是这些意义——他处于意义的撩拨之中。对于恋人来说，每一次接触都在提出需要应答的探询——需要作出应答的是对方的皮肤。

倾诉思念之苦的絮语可视作一个文本，其中有两个表意符号：一是欲望，高举双手；另一是需要，张开双臂。我彷徨动摇于两者之间，一边是男性生殖器意向：高举的双臂；另一边是童稚的意向：张开双臂。

价值观体现为人的行动，是具体的、本质的、可以明确描述的，它不能留给大家太多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