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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最初的人”与动物完全不同，因为他不仅欲求真实的、“实在的”对象——牛排、可以保暖的毛皮夹克或居住处所，而且还欲求完全非物质的对象。首先，他欲求他人对他的欲求，也就是为他人所需要或所承认。确实，在黑格尔看来，单个个体是无法有自我意识的，也就是说，若没有得到他人的承认，他无法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换句话说，人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存在：他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和身份感，与他人赋予他的价值密切相连。

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其治理必须转授权力，必须依赖地方政府。不过，地方政府会溢用职权，腐化堕落，甚至共谋以反中央。正规的行政机构不足以对付此类问题。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传达，但信息不一定回馈上去。如果他根本不知道溢权的发生，最独裁的皇帝也不会去惩治恣意妄为的官员。

问题在于，如果不把偏好局限于物质上的自利，如追求收入或财富，经济学理论就没有多少预测价值。如果拓宽效用概念，把利己、利他两个方向的极端行为都包括进来，那又相当于在说车轱辘话：人会追求他追求的任何东西。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是，为什么有人追求金钱和安全，有人选择献身某项事业，有人花费时间和金钱帮助他人。说特蕾莎修女和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都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那就忽视了他们各自动机中某些重要的东西。

征服异性通常就不只是个生理满足的问题——人并不一直需要性伴侣——还反映了人需要他人对其性欲的“承认”。这个被承认的自我，......性爱最深层的形式包括一种渴望，渴望爱人对其超出生理特征的某种东西的承认，这种东西就是自己的价值。

在中国,宗教并不反映社会和文化的共识,毋宁说是社会抗议的手段。这体现在汉朝的道教、唐朝的佛教、19世纪受基督教影响的太平天国等。中国的国家轻易掌控各式祭司团体,从不承认比国家本身更高的宗教权威。

中国有强大国家，但没有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印度有法治，现又有负责制政府，但传统上一直缺乏强大国家；中东有国家和法治，但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已扔掉后者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们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

由于人的天赋和性格的自然差异，不平等始终存在，但今天的科技世界会把这些差异加倍放大。在19世纪的农业社会，数学能力特强的人没有很多机会来利用自己的才具。今天，他们可以成为金融奇才、遗传学家和软件工程师，所赚薪水占国民财富的比例只会越来越高

与中东或印度相比,西欧的法治获得更大程度的建制化。这与其说是宗教思想的缘故,倒不如说是欧洲发展中历史性的偶然情势所致,因为东正教就从未有过类似的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权力的极端分裂,给了教会极大的机遇。这导致了颇不寻常的情形:法治得以在欧洲社会中生根发芽,不但早于民主和负责制政府的出现,而且早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这在建制化法律的方方面面都是昭然若揭的。

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不是自上而下的理性计划的结果，而是在数百或数千分散个人的互动中自发产生的。那些个人尝试各式规则，保留有效的，拒绝无效的。社会秩序产生的过程是递增、进化、分散的，只有借用无数个人的本地知识，有效的“大型社会”才能出现。自发的秩序获得发展，以达尔文为生物有机体所安排的方式——分散的适应和选择，并不倚靠创世主的专门设计。

第一，确定政治边界，以迁就人ロ。第二，流放或肃清种族群体，以迁就现有边界。第三，促使亚群人ロ融入主流文化。第四，以社会中人文和自然的禀赋为前提，修改民族认同的概念，以迁就政治的可行性。最成功的民族认同工程，来自所有四种方法的互动。但请注意，前三个过程往往包含暴力和胁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