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陆的八零后、九零后,我想说,追求个人的欢乐很好,最壮烈的革命、最伟大的理想,不就是为了让最普通的人得到最寻常的欢乐吗?但是任何一个欢乐派对结束后,总得有几个不醉的人把朋友一个一个送回家。开车的人,决定方向,总得清醒。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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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相信与不相信之间,令人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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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感情是用心灵来磨合,而不是用眼泪来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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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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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爬、他笑、他摇头、他站起来又一跤跌倒,他眨动着圆滚滚、亮清清的眼睛。我总算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每一个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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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我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订?我能不能“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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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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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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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目前有最大的权利,任何人都得尊重“生母”的权利。我的婆婆很清楚地认知:宝宝首先是我的儿子,其次才是她的孙子。对孩子的教养,她可以从旁帮忙,或是提供过来人的经验,甚至于表示不同的意见,但她最后一句话永远是:“当然,决定还是在于你做妈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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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平应该陪你进产房的。孩子是两个人的,生孩子也是两个人的事情。当医生和护士在为众多的病人跑进跑出的时候,只有丈夫能够握着你的手,陪你度过每一场阵痛的凌虐。夫妻的同舟共济,没有更好的时候。两个人先共度苦痛,苦痛之后再共享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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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记忆,在事过境迁之后,像黑白片一样,可能产生一种烟尘朦胧的美感,转化为辛酸而甜美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