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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蒙特而哭的人不少。但我很难想象他会上天堂。然而，也许在无垠中的某个阴暗角落，在宁静光辉的天国和震颤阴暗的地狱之间，他会在炼狱里和看守他的天使下象棋。要是天使会下，而且下得不错，对他来说那里就会和天堂差不多了。

我的灵魂抗拒各种形式的不公。恐惧，是的，恐惧比毒打更让人感到疼痛，但是叛逆盖过了恐惧，这才让我能直面那些警察。我从不沉默。他们要是对我大喊，那我喊得比他们还要响。从某个时候我就明白，比起我怕他们，那些家伙要更怕我。

城市在沉睡，而她想不起来那些名字。还有一丝阳光在燃烧。夜晚慢慢降临，时间没有方向地延展。

她相信，只要将它们说出来、召唤出来，鸟儿就会回到罗安达的天空。

在烧掉所有的家具、门和每一块地板之后，她开始烧书，这让她感到失去了自由。就好像她在整个星球纵了火。烧掉若热・亚马多之后，她再也不能回到伊列乌斯和圣萨尔瓦多了。烧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之后，她失去了都柏林。拆散了《三只悲伤的老虎》，她等于烧毁了老哈瓦那。

国家的失败让他的灵魂痛苦不已，仿佛灵魂是血液循环会经过的器官。

萤火虫的光辉，在房间里发散着萤火。我像美杜莎一样，在这被光照亮的浓雾中移动。我潜入我自己的梦。也许这个过程可以叫作：死亡。

马尼奥·莫雷拉·蒙特死于卫星电视天线。在他想安装天线的时候，天线从屋顶掉了下来，然后那玩意儿砸在了他头上。有人把这件事看作新时代的讽喻。前国家安全特工——代表一段安哥拉人大都不愿想起的过往的最后一人——被未来掀翻；自由通讯战胜了愚民政策、沉默和审查；世界主义压倒了乡土主义。

最成功的一件商品描绘的是思想者，一个安哥拉传统雕塑艺术中的流行形象，但这位思想者的嘴巴是被封住的。人们给这件作品起名“不要思想”。

那个时候，在七十年代末，圣保罗监狱里聚集着一群非同寻常的人物。战斗中被俘的英美雇佣兵和不幸被捕的刚果国民军流亡者住在一起。极左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年长的葡萄牙萨拉查主义者交换着想法。有人因为走私钻石被捕，也有人因为没有在升旗时立正进监狱。有些囚犯曾是党内高官，他们骄傲地宣告着自己和总统的友谊。

用子弹反抗会引发可怕的战争，然后木库巴尔人会失去牲畜、失去灵魂和自由。1940年就是这样，当时葡萄牙人几乎灭绝了整个族群，又把幸存者作为奴隶送去圣多美的农场。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