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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底层的普遍停滞，美国的代际流动性急剧下降。美国现在的流动性远远低于欧洲。在经合组织内，底层人口的后代最有可能无法实现阶级跃升的是美国（33.1%），成绩最好的是瑞典（26.7%），欧洲地区的平均值低于30%。在美国，底层人口成为最富裕的1/5人口的可能性为7.8%，但欧洲的平均比例接近11%。

曾经有个患痢疾的小孩来看病，护士们能给孩子母亲的只有一盒口服补液。然而，大多数母亲都不相信口服补液可以治病，她们想得到自己认为能够治病的药——一剂抗生素或一次静脉注射。护士们告诉我们，一旦一位母亲从医疗所拿走的是一包口服补液，那么她永远都不会再来了。

是空调本身加剧了全球变暖。标准空调设备中使用的氢氟碳化合物（HFC）对气候尤其有害。它们比二氧化碳危险得多。这使我们处于相当棘手的境地。这种可以保护人们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同时也可以加快气候变化的速度。不使用HFC的新款空调污染较少，但价格昂贵。

在这个脆弱而声誉又相互关联的世界里，最理想的情况通常是“产业集群”，即同一行业的企业集中在一个地方，所有这些企业都受益于集群相关的声誉。

鉴于各种形式的黏性，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当坏消息来临，来自外部的竞争更加激烈时，人们倾向于保持低调，希望问题会自行消失，而不是选择正面应对，调配资源实现最优化的利用。工人被解雇，工资开始下降。企业主的利润遭受重创，贷款被重新评估，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原状。效率没有提高，和失去保护的行业有关联的人则收入下降。

家长们放弃得过早，教师们从没真正教过他们，或是学生们缺乏自信。其中一些人完全具备成为经济学教授或工业巨头的潜质，但最后他们却成了劳工或是小店主；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可能会成为某公司的初级职员。他们的真正位置多半已被一些平庸的孩子所占据，因为那些孩子的父母有能力用钱为其赚取每一个成功的机会。

因此，印度政府目前将一二年级学生书包的总重限制在66磅（2.72千克）。

这对低技术的本地人有益，因为他们获得了更便宜的服务（大多数为美国贫困人口服务的医生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但代价是令具有类似技能（护士、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的本土人员的劳动力市场前景恶化。

衰落的城镇注定要萎缩，会有其他的新兴城镇取而代之。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公共政策需要做的是帮助人们搬到有美好未来的新地方。

受自由化影响的地区很少有人口流出。即使在一个地区内，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很缓慢。

穷人之所以会坚持那些看起来漏洞百出的信念，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在他们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希望变得至关重要。“穷人根本就治不起大病，因为那会花很多钱，比如化验、住院，所以得了点小病就会来找我，我会给他们开点儿药，让他们感觉好一点儿。”换句话说，即使他们知道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还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点儿什么，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