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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永远在变化，永远不会达到稳定的平衡态。对于生物来说，生存并不是在一种“活着”的状态中享受，而是无休止地“努力”，以保持“活着”的状态。

这并不是说超人类主义的目标和预测毫无价值，但其价值往往与超人类主义者的意图迥然不同：其价值是作为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希望、梦想和恐惧。在这个意义上，超人类主义显然与任何尝试预测未来技术前景的做法没什么不同，两者也并无优劣之分。

在这里，我并不仅仅是想说，基因只有在细胞中才有生物学意义，我还想表达其他层次的含义。比如，细胞或者生物体所处的生长阶段也会影响基因的功能。一个在生物体发育过程中的某个时间点处于活跃状态的基因所行使的功能，可能与它在更早的时间点或更晚的时间点的功能有所不同，但这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却是相同的。基因本身并没有改变，是它所代表的“指令”发生变化了。

技术不仅有自己的生命，可能向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而且它们——尤其是其中最具变革性的技术——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这些方面都有可能远远超出技术发明者的想象。技术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在伦理、道德、社会或政治上从来都不是不偏不倚的，而是被希望、梦想、恐惧、文化抉择以及文化评判塑造和选择的。

正出于上述这些原因，我们不应该用一些简单的比喻去简化遗传原理，比如“图纸”“自私的基因”，或是“XX的基因”。当然，在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中，确实需要对一些复杂的理论进行简化。但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所有关于基因组学的比喻都或多或少有些歪曲事实。幸运的是，当讨论基因在人体发育过程中的作用这个问题时，我们并不需要这些比喻，在涉及基因的作用时，我不会依靠那些把基因拟人化的所谓“故事”来进行阐述。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看待我的迷你大脑。当然，我没有因此而焦虑到夜不能寐的程度，这块由我的细胞培养成的组织也不能被看作一个人，但我确实莫名开始喜欢这些细胞了。在培养皿中，它们没有来自体内环境的引导，却努力成长。这团细胞似乎拥有某种潜能，这种潜能在从我身体上“挖”出的那块肉中是不存在的。这团细胞不仅在身体之外“活着”，还闪耀着源自我的生命的光芒。

细胞理论描述了生物体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一事实，但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特定的道德、政治和哲学内涵，这些内涵深深地影响着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

当考虑到生命过程已经延续了大约40亿年时，似乎很奇怪的一点是，在跨人类主义的视角下，身体居然被视为渺小、脆弱和短暂的，并且自我居然被认为更适合安置在无机材料中：在贝尔纳所说的玻璃和钢铁器材中、在斯特普尔顿所说的“钢筋混凝土”中，以及在现在的硅电路中。当然，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个体生命能够长存的超人类主义者来说，进化意义上的长寿算不上带来慰藉。

我们对于细胞可以做什么的认识正在经历一场革新，而这正是本书的核心。与仅仅在体外培养细胞不同，细胞的重编程打破了我们有关生物学时间的观念。我们都从胚胎发育而来，但胚胎可以蕴含不止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而是拥有无限的可能。从这一点看，你可以说我们的肉体被解放了，而我们正在努力搞清楚应该如何利用这种自由。

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字母传入了古希腊，并逐渐演变为希腊字母，成为古希腊最早的字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