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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如堡垒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显著——195完美的规训机构应能使一切都一目了然。中心点是照亮一起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物的汇聚点，应该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197

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如堡全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用更一般的语言说，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

一个宏大的监狱体系设计出来了……断头台（在那里，受刑的罪犯的肉体听凭通过仪式表现出来的君主的力量摆布），惩罚剧场（在那里，惩罚的表象能长久地对社会产生作用），被一种庞大的、封闭的、复杂的等级结构所取代，而这种结构则被整合进国家机器之中……一种全然不同的实体，一种全然不同的权力物理学，一种全然不同的干预人体的方式出现了……这种高墙将变成处于19市级城市边缘甚至中心的、惩罚权力的单一形象——130

总之，在这种刑法机制中，关键是通过一种机制来产生事实真相。这种机制包含两个因素，一个是由司法机关秘密进行的调查，另一个是被告的仪式行为——43在古典时期的拷问中，除了表面上有一种对事实真相的坚决而急切的寻求外，还隐含着一种有节制的神裁法机制：用肉体考验来确定事实真相——44

民众是如何被造就得能够接受惩罚权力，更简单地说，民众是如何被造就得能够容忍被惩罚？

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造成了规训权力与法律权力之间的沟通，并且从最轻微的强制间断地延展到时间最长的刑事拘留，从而建构了与那种胡诌的授权相反的具有直接物质性的技术现实。

当改变监禁制度的问题被提出时，反对意见不仅出自司法机构本身。阻力不是出自作为刑事制裁的监狱，而是出自具有各种决断、联系与超司法结果的监狱，作为处于一个普遍的纪律与监视网络中的中转站的监狱，在一种全景敞视制度中运作的监狱。

公开的酷刑和死刑的功能就是揭示真相——48然而，实际上，维持着这种酷刑实践的并不是示范经济学……而是一种恐怖政策，即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的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53真理-权力关系始终是一切惩罚机制的核心——61这些处决仪式本来只应显示君主的威慑力量，但却有一个狂欢节的侧面：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变成英雄，荣辱颠倒。

这样，在最重大的案件中就形成一种惯例，即在证据不足时使用酷刑，在酷刑失败后，司法官可以继续调查。疑犯并不因经受住了酷刑而被宣布无罪，但他的胜利至少使他免于判处死刑。法官依然掌握着除了最后一张王牌以外的一切——“死亡前的一切”。因此，在审理重大犯罪案件时，常常有人向司法官建议，既然已经有足以定罪的证据就不必给疑犯动刑，否则如果疑犯挺住了酷刑，法官就无权对死有余辜的疑犯判处死刑。在这种较量中，司法正义可能会成为输家。

禁闭、司法惩罚与各种规训机构之间的界限在古典时代已经被弄得模糊不清，现在则趋向于消失，趋向于构成一个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

总之，可以说，规训从它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而且它还使用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184

佛陀知道人间争执的结很难解，自己不觉悟谁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