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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文化各自所回应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文明回应的是什么？是人类普遍之“好”。而文化回答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特殊偏好。

从人类学的角度观察，民间信仰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它能使本来是一盘散沙的人群凝聚起来，通过周期性的祭祀、礼仪，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再是孤独的“我”，而是一群有着共同祖先、共同神衹的“我们”。

王阳明以及他的学生都很自负狂妄，你想想，我心是宇宙，宇宙就在你心里，怎么会不狂？从明代到当代，中国出了很多狂人，都与阳明学有关。他们相信自己就是天理，便无所畏惧，死也奈何他不得，于是造就了一大批伟大的人格。但相信“我心即宇宙”的伟人，既能大善，也能大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给历史带来的灾难也要比常人巨大得多。

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称为“文明”。当一种文化对于整个人类都有价值、对全世界都有影响的时候，才可以叫文明。

孟子不得不承认环境会影响人的行为，但他坚持认为，行为与人性是两码事，只有相信人性是善的，才能支撑起人与动物不同的价值意义。人性本善，不是客观上的“是不是”问题，而是道德上的“该不该”间题。这种信念，来自对人之所以高贵的肯定，来自生命深处的人文主义精神。

就以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为例吧，后来它和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成为压制国人自由与个性的纲常名教，这是糟粕。但是，假如回到董仲舒的原意，他是从阴阳之学来阐述三纲关系，一阳一阴，谁也离不开谁，“三纲”的确切含义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爱妇敬。你看，这种对等的、互为条件的道德义务，你一定会接受吧！

要知道，人世间最大的恶，不是以恶行恶，而是以善行恶，因为以善行恶是没有底线的，他们觉得自己代表了善，因而可以为所欲为。

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关系文化。你猜猜看，关系当中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信用？信用是陌生人社会的联系带，而中国是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靠的不是信用，而是人情。人情是关系文化的中轴，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润滑剂。

理学家最喜欢讲“万物一体”，天地万物都是同一个起源，同一种存在方式。张载说，宇宙中的万物都是“气”，所以人与其他万物都是宇宙这个伟大身躯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将苍天视为自己的父亲，将大地看作自己的母亲，将其他人当成自己的兄弟。道教贪图长生不老，佛教追求死后解脱，在张载看来都没有必要，重要的是“生无所得”“死无所丧”，只要你活着，做好宇宙中的一员应该做的事情，即使死去，也可以安息了。

我前面介绍了六种不同的士人，文士建立了儒家，武土创造了墨家，隐士相信的是道家，辩士鼓吹的是名家，方士崇拜的是阴阳家，而法术之士呢，信奉的是法家。

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很大，政治的道德化，使得中国人固执地相信所有政治问题都可以用道德的方式解决，政治要清明，不是靠制度，而是靠好人，由道德清白的圣人来当政，国家就有希望了。于是，对清官、好皇帝的盼望，成了延续几千年的国人政治思维，至今阴魂不散。

现在的病症是从我们转变中发生的。我们必须在历史背景中，才能了解这病源，但是得病的责任并不是我们祖宗，而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