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语录

我们判断政策变得不足信的一个方式，是它们成为信手拈来的调侃对象。金融界当时有个关于三个火车头的笑话。一个火车头根本没在跑，那是德国；第二个火车头倒是跑了，可惜跑错了方向，那是通过增加出口而非国内需求拉动增长的日本；第三个火车头也在跑，但它污染了空气，那是美国火车头，烧了太多石油，并留下了一道美元的尾迹。

美国处于20世纪60年代长期扩张的末期，尽管现在听起来没那么严重，但财政部短期债券利率到12月已升到7.25%，长期债券利率8%，比当时所有人记忆里的利率都高。紧缩货币政策吸引了短期资本流入美国，外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卖出美元。黄金没有因为对美元价格和美国政策的不确定而外流，实际上是流向美国。随着这一年的结束，欧洲对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抱怨，已让位于对美国货币紧缩抑制其经济活动的抱怨。

总统宣布会议已经达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货币协议”。这一评价经常被带着嘲笑反复提及，但就我所知，如此众多的国家就一组汇率一次达成协议，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反对美国在解决其对外逆差时使用其本国货币的特权。我们和他们一起要求，美国应该像别的国家一样，用其他资产——黄金、特别提款权或外国货币——清算账户赤字，这是其应该承担的义务。美国坚持采用一个储备指标体系。

费尔德斯坦一直是整个稳定汇率行动的批评者。在1987年和1988年，他反复表达他的看法：为实现国际贸易的合理平衡，美元继续大幅贬值是必要的。但更多时候，他是攻击寻求国际政策协调的整个理论基础。

更为有趣的则是去思考：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明显走弱世界经济较——之前更低的增长率，更严重的失衡和通胀——是否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有关。

被中国人称为“下海”的这第二轮改革，对世界经济体系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亚于它对中国本身的冲击。对中国而言，从那时起到现在的20多年间，中间经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助力，正是中国对外贸易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是中国通过外向型发展实现自身经济实力和水平跃升的时期。对世界经济体系来说，所谓“中国奇迹”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迈克尔・利（MichaelDooy）等人所说的布雷顿体系的重建，或“布雷顿2.0”。

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写信给里根和贝克，请求他们帮助终止日元的进一步升值。但后者礼貌地拒绝了，并回复称国会里的保护主义太强，在外部平衡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再次改变汇率政策。

这个问题就被重复提及：在没有一个自身非常稳定且占主导的国家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稳定的体系吗？美国还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吗？

美国财政部部长迈克尔·布鲁门撒尔赴日参加商业银行家的国际货币会议时，再次重申对日本的强烈要求，即分担（美国）石油进口支出增加导致的国际收支赤字，日本不能再扩大其贸易顺差。他还一度指出，日本不应当保留其投资美国短期国债所赚取的利息。

在一个政治权力广泛分散而经济关系日趋紧密的世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样板建立新体系的努力，只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吗？或者，反过来，是不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内缺乏更强大的结构和纪律意识，才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经济在该体系于1971年崩溃后表现得极其疲弱？

我认为我们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快速发展的目标和内部支持能力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