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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重或者说三重表演的行为让我深深震撼。她是在日本电影中假装中国人的日本女人；是具有异域风情、风骚妖艳的“泛亚”艺伎；还是既让日本男人想入非非地“干中国”，又让美国男人想象“干日本”的影星。

我读过其他日本艺术家和作家讲述的故事，他们到了某个陌生的西方城市，处在一群陌生人当中，没被人认出来，这让他们十分戒备。对于那些在国内习惯了被恭敬对待，甚至是被奉承吹捧的大人物来说，突然变得默默无闻，会让他们倍感痛苦。曾有人告诉我，三岛就觉得这种情况特别烦人，他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几乎全程都在生气。有时候，冷漠会被过于急躁地解读为种族偏见。

激赏里奇的英国小说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战前住在柏林，之后在洛杉矶安家，他为那座“收养”他的城市写了如下文字：“一百年前，在这海岸上，有些什么呢？如今这些脆弱的建筑，又有哪些能在一百年后依旧矗立？也许一座也不会剩下。唔，我喜欢这个想法。这很现实，令人振奋。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比较容易牢记并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一百后你自己也不存在了。”・这样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浓厚的日本色彩，即沉默地接受世事短暂的现实。

日本是一个高度秩序化的社会，一切都有相应的规则管束，几乎全民都怀着对意外的恐惧；然而，对某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又轻率得奇怪，仿佛要是没有明确的规则，人们就觉得没必要使用常识。我初到日本时就很惊讶地发现，没人会乱穿马路，即便是街上看不到一辆车的时候；但在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下，大家会想也不想就直接闯入来往的车流。

我的错觉是，我以为怪异只会呈现在表面上。但我的老师唐纳德，常常告诉我，“日本人格”从不具有隐匿的深度。“他们会认真对待表象，”他这样说，“外表就是实质，那是他们审美观的核心。”

正当此时，我们乘坐的那趟日本航空的航班机长广播说，现在要是往右边看，就能看到富士山。我们坐在左边，所以，我伸长了脖子，目光穿过一整排座位望出去。看到了，富士山那傲然耸立的锥形山体，破云而出，光彩夺目。过去的六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国家，而这是我对它的最后一瞥。我一直是从错误的窗口向外张望的。

这些电影涵盖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在艺术电影中，有一个主题似乎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那就是往往扮演悲情角色的女性一一自我牺性的英雄母亲、温柔良善的妓女、陷入无望之恋最终自杀殉情的女人。在一个女性解放进展如此缓慢的国家，对相关题材的兴趣可能显得很矛盾。也许这与男性的负罪感有关。沟口健二本人是东京和京都两地妓馆的常客，他曾经在一家性病诊所的满屋妓女面前，为男人对她们的所作所为道歉，还抑制不住地流了泪。

黑泽是三巨匠中唯一活到70年代的，他在日本国门之外的成功给他招来了怨恨。他是一颗公认的“冒头钉”，评论家们要尽己所能将其敲回去。黑泽在拍摄1957年上映的电影《蜘蛛巢城》时，曾斥巨资修建了一座中世的古城堡，后来发现修建过程中使用了钉子，又把城堡拆除了——因为钉子不是那个时代的东西，而摄像机有可能捕捉到这个错误。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通过纯粹的大胆和实验，创造了一种戏刷方法，而后演变为一种相当成熟的风格，由各个流派的大师来传承，每位大师又都进行了自己的改变。茶道也经历过同样的变迁，曾经，那是喝茶时关于审美享受的自发表达，现在则成了一套僵化的规则，富家太太们会斥资去上各种茶道学校，进行学习。古典戏剧和插花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我曾认识一位声名赫赫的汉学家，他在中华文明方面的渊博知识，是和他对这种文明的热爱相匹配的。他在北京居住过多年。这位大学问家曾对我说，他和中国女人做爱时，根本无法抑制自己正在“干中国”的想法。

事之罕有者，如受丈人夸奖的女婿。又如受婆婆疼爱的媳妇。易于拔毛的银制小箝子。不讲主人坏话的侍从。没有一丝儿脾气缺陷，而且容貌好，性情佳，风度又出众，与世人交往，都无一点瑕疵之人。同侍奉在一处，彼此面对面时挺小心客气的，但终究不至于完全不教人看见本性的吧。抄写物语，或歌集之际，不会把墨汁玷污了原书。好的书册，总是小心翼翼地书写，可又难免还是会弄脏了它。无论是男人、女人，或法师，信誓旦旦，而果能真情不渝者，可谓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