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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重或者说三重表演的行为让我深深震撼。她是在日本电影中假装中国人的日本女人；是具有异域风情、风骚妖艳的“泛亚”艺伎；还是既让日本男人想入非非地“干中国”，又让美国男人想象“干日本”的影星。

我读过其他日本艺术家和作家讲述的故事，他们到了某个陌生的西方城市，处在一群陌生人当中，没被人认出来，这让他们十分戒备。对于那些在国内习惯了被恭敬对待，甚至是被奉承吹捧的大人物来说，突然变得默默无闻，会让他们倍感痛苦。曾有人告诉我，三岛就觉得这种情况特别烦人，他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几乎全程都在生气。有时候，冷漠会被过于急躁地解读为种族偏见。

激赏里奇的英国小说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战前住在柏林，之后在洛杉矶安家，他为那座“收养”他的城市写了如下文字：“一百年前，在这海岸上，有些什么呢？如今这些脆弱的建筑，又有哪些能在一百年后依旧矗立？也许一座也不会剩下。唔，我喜欢这个想法。这很现实，令人振奋。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比较容易牢记并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一百后你自己也不存在了。”・这样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浓厚的日本色彩，即沉默地接受世事短暂的现实。

日本是一个高度秩序化的社会，一切都有相应的规则管束，几乎全民都怀着对意外的恐惧；然而，对某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又轻率得奇怪，仿佛要是没有明确的规则，人们就觉得没必要使用常识。我初到日本时就很惊讶地发现，没人会乱穿马路，即便是街上看不到一辆车的时候；但在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下，大家会想也不想就直接闯入来往的车流。

富士山之于日本，正如埃尔铁塔之于巴黎，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这座山还隐含着右翼倾向。在神道教的世界里，很多岩石、河流等自然景观都被视为神圣之物，其中最为神圣的就是富士山。神道教最开始就是一种自然崇拜，有各种祈求多子多孙和丰收的仪式；到19世纪末，神道教成为国教之就和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对天皇的祟拜联系在一起直到这些在战后美国占领时期被禁止。

我的错觉是，我以为怪异只会呈现在表面上。但我的老师唐纳德，常常告诉我，“日本人格”从不具有隐匿的深度。“他们会认真对待表象，”他这样说，“外表就是实质，那是他们审美观的核心。”

正当此时，我们乘坐的那趟日本航空的航班机长广播说，现在要是往右边看，就能看到富士山。我们坐在左边，所以，我伸长了脖子，目光穿过一整排座位望出去。看到了，富士山那傲然耸立的锥形山体，破云而出，光彩夺目。过去的六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国家，而这是我对它的最后一瞥。我一直是从错误的窗口向外张望的。

这些电影涵盖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在艺术电影中，有一个主题似乎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那就是往往扮演悲情角色的女性一一自我牺性的英雄母亲、温柔良善的妓女、陷入无望之恋最终自杀殉情的女人。在一个女性解放进展如此缓慢的国家，对相关题材的兴趣可能显得很矛盾。也许这与男性的负罪感有关。沟口健二本人是东京和京都两地妓馆的常客，他曾经在一家性病诊所的满屋妓女面前，为男人对她们的所作所为道歉，还抑制不住地流了泪。

黑泽是三巨匠中唯一活到70年代的，他在日本国门之外的成功给他招来了怨恨。他是一颗公认的“冒头钉”，评论家们要尽己所能将其敲回去。黑泽在拍摄1957年上映的电影《蜘蛛巢城》时，曾斥巨资修建了一座中世的古城堡，后来发现修建过程中使用了钉子，又把城堡拆除了——因为钉子不是那个时代的东西，而摄像机有可能捕捉到这个错误。

我曾认识一位声名赫赫的汉学家，他在中华文明方面的渊博知识，是和他对这种文明的热爱相匹配的。他在北京居住过多年。这位大学问家曾对我说，他和中国女人做爱时，根本无法抑制自己正在“干中国”的想法。

如今的能登风貌与绳纹时代的旧容几乎没有太大差异。水稻田沿着山丘的棱线形成梯状向上延伸，茂密的绿林与几何造型的开阔田地相互交错，小型神社如蘑菇般点状缀饰着能登的森林。人们居住的村庄聚落则恍如世外桃源，隐身在溪谷、丘顶或海岸一隅。停好车，走出车外，深吸一口气，便能感受到无比清新的空气沁入肺部。这种味道，如同高山上的苍翠般令人舒心，微微夹杂着成味与香甜，尾韵带着一丝自然腐物的气息。正是这样的新鲜空气让能登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