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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县，作为一省之内的最小行政单元，合而组成更大的单元——府、直隶厅或直隶州（直隶州下仅有县）。[1]直隶厅和直隶州不能混同于普通的厅和州。前者是在布政司直接监管之下，[2]有着与府相等的地位。

许多贪赃情形都与司法活动相关。

由于全国地方行政实际上寄托于一千多个州县官之手，所以，在朝廷看来，把德才兼备的人补充到这些职位，并使他们受到各级地方长官的有效督察，是保证行政效率的逻辑前提。

第二，衙门职员的私人性任用。

清帝国有一百个以上的散州（即普通州）和一千二三百个县。

这种情形就引发了陋规，各级地方政府正是从陋规中获得经费。

除了维护治安这一首要职责以外，最重要的是征税和司法。

人们常常谈到，服从是所有官员普遍遵守的价值标准，而且服从本身常常变成终极目标。[3]任何地方的官员都受同一套奖惩制度约束，这套奖惩规则本身造就了官员谨小慎微的态度和过分关注服从。在中国，这种现象发展到了极致，行政规章过于繁杂；稍有违反，必然招致惩罚。

实际上，多数衙役的命运并不总像其法律及社会地位所标示的那样可怜。因为他们居于可以滥用权力之岗位，所以能使百姓敬畏。

这一情形背后蕴涵着中国的“政府哲学”：它宣告，所有与民生福祉相关的有组织的活动，都是政府应该关心和操办的。因此，所有团体性活动，要么是官方化的，要么是直接由官府督办的。

尽管幕友在地方行政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并不为错判或恶政承担责任。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