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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花，再仿真，也是假的。真的花是要长时间浇水才能开的。

拉扎斯菲尔德和斯坦顿把这种现象称为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这显然是一个负面作用，会形成对他人的冷漠，更加促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模式。因为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考虑对方的感受，也无须换位思考，我们习惯的是上帝视角，去审视和评论。

有一次看警示录像，一个贪官向警官坦白，他把钱财都堆积在家中，又不敢花，最终落下心病。他整日惦记着怕被抓，现在终于被抓了，心里的石头反而落地，倒不用每日做噩梦了。科技强大的今天，我们岂不也是自己人生的“贪官”，害怕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多，搬家的时候舍不得扔的也越来越多，想要的更多。我们美可以拎包就走的旅行，羡那些无牵无、说放下就放下的背包客，但也就只是慕而已。

疾病和困难一样，当事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帮助者的态度。对医生来说，需要考虑各种可能的后果，疾病并不是“可以被商量的对象”，如同特鲁多医生所说，“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医生不能只是想着让疾病手到病除，也要考虑到疾病不能被有效控制，甚至是恶化后患者的反应。如果患者和家属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治疗结果的强烈预期，期望能够彻底治好，那么医生就得面临这种预期落空之后的强烈反差——失望，甚至是报复。

德国有个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他是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提出过“祛魅”的说法。古时候，科技并不发达，神鬼妖魔等“具备”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超验物体成为人们的信仰，它们就是“魅”。随着自然科学的日益发展，人们逐渐养成了理性的思维习惯，于是对于“魅”的神秘信仰便在不知不觉中被破除。可是，问题在于，科学本身又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信仰，无法起到替代作用，于是人们便集体面临精神荒芜的境地。

我想表达的职业化信念，和职业道德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是某种职业要求的从业者的道德标准，例如军人就应该有为国献身的牺牲精神，医生就应该有关爱患者的仁爱意识。而职业化信念，是在从事职业的过程中，因为职业中发生的事、职业中接触的人、职业本身的工作内容、行业书籍的阅读等，而引发持续和深入的思考，与生活中的其他经历、知识、交流所获取的信息进行融汇，从而形成自己独属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一些讨厌的麻烦事，需要求助他人的时候，如果过于紧张和焦虑，是有可能吓退那些本来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人的。

在1997年那个夏天，我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真的是在选择专业，而不是选择就业。我何其之幸！每个人都或早或晚地要面对来自现实的压力，向物质世界做一定程度的妥协，而这个“刑罚”在我这里得到了缓期执行。

所谓中西医结合式的人生，指的就是用较长期的目标去驾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个片段。用厚实的剑柄握锋利的剑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人会变得主动、充满阳光，如同在天堂做事。否则，做同样的事情，总觉得被牵着鼻子走，会充满“僵尸感”和“死肉感”，被动且无奈，如同身在地狱。

如果说医学主要是治疗身体、心理疾病的学科，那么有种“病”是医学束手无策的-困惑。困惑如同原子核周国的电子，无法准确预知其出现的时间、位置，一个带有煽动性的“标题党”新闻、几个口吐莲花的闲人、数条网上不经调查却节奏的评论，也许就可以对不稳定的人生观造成很大困扰，甚至产生180度的掉头。困惑给人带来的痛苦，不亚于疾病，但舶来的人生观，却如同交流电的电场，并不能稳定住困惑这颗电子。

拾荒目标：八音符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