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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是否具有意义取决于人类，或者说，仅仅取决于经受痛苦的那个人。

生命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命运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而我们只要去回答就好。

不断被延迟的希望会让人的心生病。内心失去信念，尤其是失去对未来的信念所导致的精神崩溃，同时也会造成身体的崩溃。尼采说过：“一个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几乎能承受任何发生的事。”

弗兰克尔从他早年的经历和被关人集中营时经受的非人折磨中学到了很多智慧：“人类生存于世，便总是会向某个方向前进。这个方向也许指向某个人，也许指向某件事物，但一个人的行动更多地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行动也许是为了追寻某种意义，也许是为了遇见某个人。一个人愈是忘我，为了所爱之人、所爱之物燃烧自己，愈是一个真正的人。”

这是一个180度的概念转变，在认同了这一点后，问题就不再是：“我能在生活中期待什么？”而是：“生活对我有什么期望？生活中有什么任务正在等着我呢？”

第一，一切都取决于个人，不管他有多少志同道合的同伴；第二，一切都取决于每个人是否用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语），创造性地使生命的意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成为现实。

他用工作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并在67岁时领取了飞行员驾驶执照，80岁时仍能攀登阿尔卑斯山，并到世界各地演讲推广意义治疗。

现在，对不完美和特定失衡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完美，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不完美。

生活本身意味着被质疑，而我们所有的回答都只不过是对生命的回应，对生活的负责。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没有什么能令我们害怕，我们没有未来，因为现在就是一切，因为今日包含生命永恒的新的生活问题。现在的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对我们的期望，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并不需要知道。

万物皆有价值，但人还有尊严一人永远不应该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在近几十年的经济体系中，欧洲的大多数劳动者已经变成一种手段，变为单纯的经济生活工具。工作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不再是生活的手段，甚至不再是为了获得食物的手段，而是一个人和他的生命、他的活力以及他“作为人的力量”，工作变成了一种目的。

我们的人生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我们所理解的成功仅仅是外在成功。但是没有哪种外在成功，哪种影响（包括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影响），能够保证它会比我们的生命存在得更久，甚至永不消失。而内在成功，即内在实现的生命意义，一旦达成就是永恒。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