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掉希特勒主义褐色外衣，披上印有歌德、康德和贝多芬大名的华美外套。

过去因为摄于危险，没有挺身而出，如今报复变成了掩饰良心不安的一种做法。

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如何一种能带来实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

黑泽是三巨匠中唯一活到70年代的，他在日本国门之外的成功给他招来了怨恨。他是一颗公认的“冒头钉”，评论家们要尽己所能将其敲回去。黑泽在拍摄1957年上映的电影《蜘蛛巢城》时，曾斥巨资修建了一座中世的古城堡，后来发现修建过程中使用了钉子，又把城堡拆除了——因为钉子不是那个时代的东西，而摄像机有可能捕捉到这个错误。

富士山之于日本，正如埃尔铁塔之于巴黎，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这座山还隐含着右翼倾向。在神道教的世界里，很多岩石、河流等自然景观都被视为神圣之物，其中最为神圣的就是富士山。神道教最开始就是一种自然崇拜，有各种祈求多子多孙和丰收的仪式；到19世纪末，神道教成为国教之就和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对天皇的祟拜联系在一起直到这些在战后美国占领时期被禁止。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通过纯粹的大胆和实验，创造了一种戏刷方法，而后演变为一种相当成熟的风格，由各个流派的大师来传承，每位大师又都进行了自己的改变。茶道也经历过同样的变迁，曾经，那是喝茶时关于审美享受的自发表达，现在则成了一套僵化的规则，富家太太们会斥资去上各种茶道学校，进行学习。古典戏剧和插花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在日本与在其它地方一样，共同的象征是凝固团体的一种力量。这些象征越秘密，越复杂，就越容易将外人排斥在外，将自己保持在内。传统的日本师傅们，不管教什么技术都喜欢将其故弄玄虚地传授给人。这与那种认为一个人的艺术入门需要无止境的时间的看法都属于上面所说的那种现象。

贪婪、民族仇恨、阶级嫉妒、政治宣传、历历在目的德国暴行，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对复仇的渴望。两国人民的贫富差距，以及纳粹的种族主义，导致了一种互相敌视的恶性循环，是的苏军在德国尤其残暴

建立某种形式的法制是获取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甚至在专制体制内亦是如此，或者说在专制体制内尤其如此。

战时官僚、规划者、外交官和盟军领导人自始至终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将战时联盟转化为一个稳定的、谋求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

普世的人权跟纽伦堡审判使用的反人类罪法律有关联，这一法条继而又和种族灭绝的概念联系起来。

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和平主义让一个曾经在历次血腥战争中国屠戮了上百万人的民族感到自己拥有了一种崭新的道德目标意识，甚至是道德优越感。只要自由派和左派把捍卫和平主义事业当成是战时罪行赎罪的必要修行，右派就会坚称日本不比其他参战国更罪孽深重。

不管新世界是多么粗俗不堪，人们还是对其诱惑心驰神往，因为旧世界的崩溃是以如此耻辱性的方式到来的

让几百万接受训练、成为国家杀戮机器的年轻人重新做回老百姓，从来都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只要能满足各自的国内目标，所有派别都会与外来势力结盟，纵使是德国入侵者也不例外。

戴高乐捏合法国社会的方式，和盟军“修复”日本，意大利，比利时乃至德国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把对战前精英的打击降到最低限度。无法坐视国家进一步两极分化的他，需要商人、金融家、律师、教授、医生和官僚发挥才干。

通过颓废堕落，通过舔尝人类最原始的贪婪和欲望，日本人能够找回他们共有的人性。对于靠犯罪支撑起来、乘人之危发国难财的经济形态，一大后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崩溃

亚洲复仇 的受害者常常是不受待见的少数民族，尤其是那些特权，经济上更富裕，和西方殖民列强结盟的少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