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自己被背叛了，那感觉就像你养的猫在外面有自己的私生活，然后你的邻居都管它叫卡利普索之类的蠢名字一样，更糟糕的是它对你的爱和对你邻居的爱一样多，也就是说都是零。你们俩的全部感情都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

克虏伯我了解钢铁。经过高炉里的炉火熔化，钢铁也幻想着兵营严寒的夜晚。

克虏伯以手里的拐杖象征埃森重工业地带的垄断资本家，因此到第三幕拐杖落地也含有一种象征意味。第一幕很明显，克虏伯是木偶师，希特勒是木偶。第三幕则相反，希特勒是木偶师，克虏伯是木偶。而且直到闭幕，克虏伯对这种转化始终浑然不觉。

克罗普把这个意思表达了出来。“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他说得对。我们都已经不再是青年了。我们不愿用突击的方式去攻取这个世界。我们却在逃跑。我们在自己的面前逃跑，在我们的生活面前逃跑。我们刚满十八岁，刚刚开始热爱世界，热爱生活，而我们却不得不把它打个粉碎。那第一颗炮弹，那第一次爆炸，在我们的心头炸开了。我们被切断了跟行动，跟渴求，跟进步的联系。我们再也不相信这些东西了。我们相信战争。

克虏伯不会听不到的，这是执行您命令的枪声。希特勒克虏伯先生，您说得也有道理。震动着这血腥夜晚的发电机的声音，不会不传到我的耳朵里。克虏伯是的，阿道夫。听听这声音，沉溺于这声音之中，鼓舞着血的想象，由此而苏醒，由此而得到治愈吧。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回到自我了。只有这个，才是治疗您失眠症的良药啊！

克虏伯：不过我问您，冲锋队的使命是什么？罗姆：革命。永远更新的革命。冲锋队好比是挖泥船用庞大有力的起重机，将海底的淤泥挖上来，这当然是为了使海底更深，让那些比现在更大的船只能够通过。克虏伯：您是说把尸体也同淤泥一起挖出来吗？罗姆：偶尔也有活着的人。克虏伯先生，我们就是要将强劲的铁腕插进不道德、腐败而且反动怠惰的，看起来非常污秽的国际主义淤泥之中，将其全部挖上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克虏伯：为了使更大的船只通过…

克路士说，行刑人员打人后，“把犯人像羊般拖回狱内”，而四周围观的人群“毫无怜悯，互相交谈，不断吃喝并剔牙”。他和佩雷拉一样，觉得他们“普遍”具有一种“不人道的邪恶”，而且“毫无内疚”；不过对克路士而言，那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中国人“那是一种罪，是龌蹉的行为”。

克鲁利抓住亚茨拉菲尔的胳膊。“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他激动地嘶嘶说，“没人干扰他！他长成了人类！他既不是邪恶化身，也不是善良化身，他只是……人类的化身……”

克罗齐将法西斯主义视为“民族的插曲”，与民族文化无关；与这一影响深远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民族传统源自一个特定的民族自我，它根植于个体的灵魂中。就此而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代表了民族主义真正的直觉本性，而自由主义是在人为地构想民族。

克鲁格曼并没有逃脱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掉进过的“中国陷阱”：他们往往能精确地诊断出中国的疾病，但是常常给错药方，或者做出与未来截然不同的预言。中国经济——或者说中国民众的忍耐性，以及集权制度的效率，对于经典意义上的西方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无法定量计算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