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更像是一个一起分享成长的小伙伴，一个闺蜜，一个在远方的朋友，一个替你说出真心话的、在当时社会中勇敢做自己的女人，一个帮你实现梦想的人，一个替你先去国外探探路，体验一下再回来手舞足蹈地跟你说故事的旅伴——三毛是真实又遥远地存在着。

所谓烟蒂投资，简单理解就是永远只买股价低于净有形资产三分之二的公司股票，甚至只买股价低于净营运资产三分之二的股票。其中净有形资产=总资产-总负债-无形资产-商誉；净营运资产=总资产-总负债-无形资产-商誉-固定资产。

树多草稀，一点儿不假，栗子树下很少生草，倒是满地的脚印，人的、野猪的、毛鼠的、獾的。野物们比人更能起早，待人到了树下，夜里掉下来的栗子早被吃光了，这时候就要上树敲打。

中国人是嘴上不讲但心里计较，犹太人则是心里计较的事情直接吵出来，其实人性都差不多。詹姆斯先用犹太人的方式写出来，我再转换成中国人的逻辑，这种合作很有趣。同时王蕙玲也写，由我居中协调。如台北当时流行的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到了詹姆斯手里，就改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MikhailovichDostoevsky），这种文化上的品味习惯，没什么道理可讲，也无伤大雅。

然而到1806年年底为止，叶卡捷琳娜时代战争中的所有伟大领袖均已逝世，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是剩余人物中的最佳人选。

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不但是心理学家，任何人只要留心周围人的行为，甚至自己的行为，都会发现这个老掉牙的事实。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

拍电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时我英文都讲不太通，句子也说不全，但拍片时同学都会听我的，做舞台也如此，在台湾、美国都一样，不晓得为什么。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导戏，大家就会听我的。导戏时，我会去想些很疯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给做出来了。我想，那么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里面，也许这就是天分。

他们估计那些经过极度调优的代码（具有谨慎的寄存器分配和指令选择）的规模只有从高级语言编译过来的等价代码的一半（尽管那时编译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紧凑的汇编代码运行起来也非常快。

使用数组重新编写重复代码；封装复杂结构；尽可能使用高级工具：超文本、电子表格、数据库等；从数据得出程序的结构。

然而，在他的思想中，没有什么比奇迹离得更加遥远了。他相信所有的事物是一个大奇迹，如果一个人对此有足够的领悟，他就会懂得一些事物运行的道理。他坚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大，也没有什么小。日日夜夜，他努力探寻进入事物中心、返回灵魂本源的道路。

人生不只是坐着等待，好运就会从天而降。就算命中注定，也要自己去把它找出来。有人说”人定胜天“，也有人说”命中注定“，两者我都有所感应。其实命定也没什么关系，努力与否，结果会很不一样的。在我过去的体验中，只要越努力，找到的东西就越好。当我得到时，会感觉一切好似注定。可是若不努力争取，你拿到的可能就是另一样东西，那个结果也似注定。

如果竞争对手觉察到一个坚韧而又执着的竞争对手，他们可能会认为如果他们进行报复，这个竞争对手会反击，以确保其新地位，如此等等，以致陷入恶性循环。

他跳了将近三个小时，每换一个舞伴就要求重奏那支曲子，也许是想在怀旧的灰烬中重建他往昔的荣耀。全世界望风披靡的那些虚幻的日子已是遥远的往事，只有他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和最后一个舞伴一直跳到天明。

如果从不同国家的角度来看，起止年代可能会各不相同，但就整个欧洲世界经济而言，我们认为1450～1640年的确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时间单位，因为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建立了起来，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这个体系“固然庞大但也是非常虚弱的”。

如果你格外怀疑某个秘密，要确证你的疑虑就再容易不过了。每次偶然命中目标的只言片语都不会逃过你的眼——如果你刻意留心的话。

让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高水平的富裕，其实并不难，只要有和平的环境、较低的税收以及老百姓可以忍受的司法管理，其余都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那些反对这个自然过程，强迫自然过程改变轨迹，或者在某个特别关键点上拼命阻碍社会进步的政府，都是不近人情的，而且会被迫采用压迫与残暴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统治。

因为人在快乐顺利时多半不去思考，痛苦时，才比较会反思问题出在哪里。

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一辈子都是外人。何处是家我也难以归属，不像有些人那么的清楚。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美国是外国人，回大陆做台胞，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的选择，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就是做外人。这里面有台湾情、有中国结、有美国梦，但都没有落实。久而久之，竟然心生“天涯住稳归心懒之感”，反而在电影的想象世界里面，我觅得暂时的安身之地。

你费尽力气，追求的却是个非常脆弱易变的东西，大自然或命运的稍一拨弄，就改变了一切。只有想尽办法，拍一点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