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式结构是最古的一种屋顶结构方法，它带来的“四溜”式坡顶，此后这种形式和方法就带来一种神圣的意义，成为表现尊贵的象征。

在历史文明的早期，西亚、埃及、印度、希腊等国家都塑造出好些主宰天地万物的神，建筑了不少十分巨大的神庙。中国人也也拜祭天地和祖先，但这是一种对人的由来和生存所依赖的因素的一种崇敬与感恩，所以是属于一种“礼”的性质，而不是一种“宗教”的内容。

…"含元殿"就是大明宫的“门”，一如清宫的午门，由于地形的关系，大胆地改变为“殿”。殿前是一条长长的阶梯——“龙尾道”，表现出一种历代宫城没有出现过的特殊气势，在建筑造型上所产生的效果是“午门”所不及的。

以自然物体的景色为主的时候，建筑物就尽量地减少，人工物品绝不可“喧宾夺主”。因此，园林的配置比例有所谓“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之说。

中国建筑结构的一个最重要原则就是“六幕相持”，尽量构成一个“三维”的框格立方体，不论如何组合，必须坚持整座建筑物的结构在各个方向上联结成一个整体。也许，对称的观念并不是完全出于一种形式上要求，很多时候还是出自于一种结构上更为完善的考虑。对于力学上来说，对称的形态常常是一种较为有利的结构形状，在一座单座建筑物上，视觉上的平衡自然是一个问题，力学上的平衡在好些情况下有时会显得比前者更为重要。

在中国古典建筑群中，房屋并不是交通路线的分隔，主要交通路线常常是穿越“门”、“堂”而过的。

历代宫殿建筑计划总结起来于是就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中轴线排列建筑物的“周制”，一种就是两宫分立的“秦制”或“汉制”。“周法”和“秦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皇宫布局形式，历代的皇宫设计都是在这两种制式的基础上发展的产物。

檐廊使屋身立面由多个层面来组成，由此而带来一种“流通的空间”的感觉，使室内、室外之间产生了柔顺的过渡。

屋面的立面作为院子的背景更重于作为建筑物本身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同一房屋的四个立面之间可以失却关系，院子的四壁就非具有统一的格调不可了。

柱升起，就是说在中心间的柱最短，向两侧逐渐加高，用这个办法造成一个反曲的檐口线，使立面的线条产生有趣的变化。

中国建筑不但在平面上作同一组织形式的多种重复，在立面构图上同样是作不断的重复，这样不但使二者间取得极为和谐的关系，同时又取得强烈的节奏感。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房屋的立面都是作为“内院”的背景，并不构成大街上的景色。立面在性质上似乎只是一种“对内”的表现，与“室内设计”的目的十分接近。

祭祀祖先和宣传教育二事在同一地方进行是一种来自远古的传统，大概目的在于强调一种“承先启后”的精神。

…清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及保和殿，它们的台基就连成一体，午门也是在高大的台基——城墙上建立起五座堂殿。台基相连而建筑物不相连是十分惯用的组织构图的手法。

不但皇帝及官方将祭祀祖先和宣传教育联系起来，民间的祠堂往往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中国乡村的祠堂很多时候都是被同时利用作为学校的，在性质上起着相当于“明堂”的作用。

框架式结构的中国古典建筑，对于门窗的装设从未有过任何局限。在设计上，处理这个问题最大的特色就是柱与柱间完全由门窗所组成的隔断来填充。位于檐柱间的称为“檐里安装”，位于金柱（既内柱）间的称为“金里安装”。这些“安装”就是门窗所组成的一个“整面”。在意义上，它和今天的玻璃盒子式的幕式墙是没有分别的。

中国建筑的施工时间比起西方建筑快得多。虽然西方石结构的巨大单体建筑在工作量上比中国单体建筑大得多，但是，即使工作量相同，中国建筑施工起来也较为方便容易，主要原因是中国建筑的规模是由量的积累而来，分布的广，工作面大，可以同时进行工作，可以同时进行工作。同时由于结构上采用标准化和定型化，可以通过严密的施工组织发挥最大的效率。过去，研究建筑的学者很少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提出过施工快速是中国在建筑上的另一个很大的特色。

最早开凿石窟寺的是十六国时的先秦，苻坚建元二年（336年）开始经营著名的甘肃敦煌石窟。好些石窟寺都是经历了差不多十个世纪的不断增筑而组成，一窟之中包括数室，构成了达千洞的庞大的石窟“寺群”，故有“千佛洞”之称。除了敦煌之外，著名的还有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巩县的巩县石窟、河北磁县的南向堂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南淹池县鸿庆寺石窟、山东青州城南云门山及驼山石窟等等。

大概，从秦汉开始，发展成一种“东西二堂，南北二宫”一对对的平面布局方式，取代了周代的强调中轴线的“三朝制”。“前后三朝”和“东西二宫”的分别主要在于以“实”或者“虚”作为中轴线，它们目的都是表达以皇帝为中心的思想。

李诫《营造法式》中的“九脊牙脚小账”。这并不是一副建筑物的立面图。而是按照房屋形式制作的“佛帐”——用以供佛的龛。同时“佛帐”的形式又同样在建筑物立面上出现，在五台山塔院寺万佛阁及龙泉寺大雄宝殿上，柱间就出现了“帐”的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