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稳定的收入竟然能给人的心境带来这么大的变化。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夺走我手中的五百英镑。我不需要付出精力和苦力，心中的憎恨和痛苦也消失了。我不恨任何男人，反正他们无法伤害我；我不用取悦任何男人，反正他们无法给我什么。

人类也许是活在幻想中的生物，幻想则需要自信来支撑。我们如何用最快的速度，制造出这种无法衡量的无价之宝？答案就是贬低他人。

物质基础决定心智的自由，心智的自由决定诗歌的诞生。

任何伟大的心灵都是雌雄同体的，要做一个真正完整、有学识、有魄力的人。

攥紧你手中的火炬，照亮自己的灵魂，发现其中的深刻与肤浅、虚荣与慷慨，认清自己的意义，无论你美或平凡。

任何带有意识偏见的文字都注定消亡。它不再获得营养。头一两天的时间里，它也许显得才华横溢，令人印象深刻，有力而巧妙，但当夜幕降临，它注定凋零，它没法在他人的心灵中继续生长。

任何艺术创作，都需要大脑中的男性和女性先达成某种合作。两种对立的元素必须紧密结合。作家的大脑必须完全放开，我们才能感觉到他完整地表达出了自己的经验。大脑必须自由，必须宁静，没有一个轮子嘎吱作响，没有一星半点的光，窗帘必须拉严。

大师之作从来都不是独自诞生、独立存在的；它们是漫长岁月里共同思考的产物，是群众的思想，它有一个声音，背后诉说着万千大众的群体经验。

在任何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上，谁也不要指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抵达真理，而性别就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能做的只有去表达，我们如何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年五百磅入款可以代表能沉思的力量，门上一把锁象征能替自己想的力量。

教育岂不是该点明两性之间的差别而且加强它们，而不要注重两性之间的相似性吗？

去说人有了平静就该满足是没有用的：人一定要有活动，假设找不到活动，他们会设法创造出来。千百万的人是注定在比我的还静止的命运上，千百万的人都在暗暗反抗他们的命运。没有人知道在布满这世界的人群中有多少反抗在那里酝酿。她们和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联系她们的官能，需要阵地发展她们的力量。她们因为受太严格的限制，太绝对的停滞而痛苦，就像男人会因同样情形感觉痛苦一样。

他的优势，就是权力、金钱和影响力。他拥有报业，及其总编和副总编。他是外交部长，也是法官。他是板球运动员，拥有几匹赛马和几艘游艇。他是大公司的总裁，能让股东赚足百分之二百。他给自己名下的慈善机构和大学院校留下百万英镑。他把女影星悬在半空。只有他才能决断那把斩肉刀上的毛发是不是属于人类；只有他才能宣判凶手有罪无罪，是该施以绞刑，还是当庭释放。除了起雾这件事，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伦敦就像一个大工厂。伦敦就像一架织车，我们都像来来回回的梭子，在空白的底色上织出某些图案。大英博物馆就像工厂里的另一个车间。推开几扇弹簧门，就能站在那恢宏穹顶之下；俨如一个念头，置身于宽广饱满的前额，圈住这额头的发带上还辉显着诸多显赫的姓氏。

这好像是个非常古怪、引人深思的事实。我开始浮想联翩，想象那些花了不少时间著书论述女性的男人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是年事已高，还是年少轻狂？已婚还是未婚？有酒糟鼻还是驼背？——不管怎样，能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多少都会让人飘飘然，只要关注自己的人别都是老弱病残就好——我就这样沉浸在可笑的胡思乱想中，直到一大摞书如雪崩般倾倒在我面前的书桌上。

我要请你们记住你们的责任，一定要更高尚，更重心灵。当我在我的脑子里搜寻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于做别人的伴侣，做与别人相等的人，以及去影响这世界为了去达到更高的目的都没有什么高尚的感觉。我只很简单和平凡的说，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这就是我要说的。

我想到一个性别享受着安稳与繁荣，另一个性别却遭受着贫困和动荡，我想到一种传统和另一种传统的缺失会怎样影响一个作家。

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

物质基础决定心智的自由，心智的自由决定诗歌的诞生。女性贫穷了不止两百年，而是有史以来就贫穷。女性在心智方面的自由还比不上雅典奴隶的儿子。因此，女性诗人的希望渺茫。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强调金钱和自己房间的原因。

等我们有了一年五百英镑和自己的房间；等我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勇于写下自己心中所想；等我们稍微逃离公用的起居室，学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现实的关系看人；……等我们面对现实，因为这就是现实，我们没有臂膀可以依靠，只能自己前进，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和真实世界的关系，等到那时机会就来了，莎士比亚死去的诗人妹妹就会唤醒她沉睡的躯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