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嚷嚷我要躺平的人，就是还不甘心躺平。同理，真不想当官，想明白了不再提这茬儿就是了，这么反复念叨，就是还是挺想的。

庶民懈怠和权贵懈怠，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庶民辛苦劳作创造的财富被权贵拿走，权贵才成其为权贵。 所以庶民懈怠，意味着权贵的镰刀无从收割，这是不能容忍的。 权贵懈怠，则意味着退出政治资源的争夺，降低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所以值得大力提倡。 至于其他挥霍，基本属于小节。 所以庶民懈怠叫“躺平”，权贵懈怠叫“高卧”。

名声足够大，杀你会引起相当大的社会震动；出身足够低，杀你却不至于触动那张复杂的关系网。当需要杀一个人立威的时候，不杀你，杀谁呢。

他就是个非常典型的普通人：第一，他是善良的，所以乐于付出廉价的同情心；第二，他是简单的，所以遇事不过脑子，并不知道做好事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承担多少风险；第三，他是脆弱的，所以危机一来，就想撂挑子。

肆无忌惮地卖弄对自己欣赏的人的偏爱，而任性地给别人制造难堪，是很多人都心向往之而不敢的吧。

懈怠的人生没有意义，但可能很有意思。

名声足够大，杀你会引起相当大的社会震动；出身足够低，杀你却不至于触动那张复杂的关系网。当需要杀一个人立威的时候，不杀你，杀谁呢？

大时代从每个人身上碾过，对你精心盘算的人生选择，经常真没有那么关心。

东汉的风气，就是讲究“清节”，时时要彰显自己不在乎钱。那时的士人，牵着马从河边走过，马低头喝河里几口水，都要往水里丢铜钱，表示君子绝不白占便宜。

古代很长时间里，坐车被视为一种政治待遇，所以“登车揽辔”，可以指开始做官。

总而言之，陈寔、陈纪、陈群三代人，政治上都称得上是人精。在政治斗争极其惨烈险恶的环境下，他们总能正确站队或及时抽身，而该做的事一定会做到位，不该说的话绝对不多说。

所谓山涛的“识度”，识是山涛看问题的预见性，度是山涛可以和各色人等都和谐相处，也就是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些优点，在你还是职场“小透明”的时候，不容易被注意到，越是地位高且有身份了，则越容易让人觉得，这可真是至关重要。

六代名士：汉末名士、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南渡名士、永和名士。

中国古代，有个所谓“得国之正”的问题。怎么样当上皇帝叫作得国最正？理论上可以解释得很玄，道德指标也可以提出很多，但最粗浅地说：尸山血海里杀出来，在天下人心里产生巨大的震慑，大家直觉判断都是和你对抗就是死，这么取得天下，得国最正。

东汉的特权阶级想承担比较多的社会责任，魏晋以来他们则认清了现实，知道自己没这个本事，于是专心做自己。但不论是进取还是放任，个人选择的意味都比较浓，体制的压迫感则比较弱。

譬如他说，孩子和妈妈的关系，就好像东西放在容器里，倒出来了，和容器也就没有关系了，所以对母亲并不用怎么感恩；至于父亲，那更不值得一提，他之所以生我，不过是“情欲发耳”。别说在那个以孝治天下的时代，即使今天，这话也极其刺耳。

所以庶民懈怠叫“躺平”，权贵懈怠叫“高卧”。

有了这万千黎庶的血泪和汗水蓄成的海洋，才托起了魏晋名士徜徉的生命之舟，让他们可以愉快地躺倒，随便打个滚，就成了魅力无限的魏晋风度。

华歆离开孙权时，很多宾客旧人给他送礼，华歆开始都收了，但临出发时，却对大家说：“你们的礼金，本来我是不想拒绝的，不知不觉就收得太多了。但现在我一辆马车要走这么远的路，随身财物太多反而有危险。”于是就把大家的礼金都退了。这样既没有收大家的礼，又不伤人家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