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习惯于那些只能利用有限资源但几乎没有截止日期的工作，现在他们不得不去适应一个资源无限而时间紧迫的世界。

阿德勒敦促他的学生发展自己的“伦理想象力”，看到“事物可能成为的样子，而非它们现在的样子”

关于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最恰切的表述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致力于美国的社会正义和经济公平事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选择了站在左翼一边。

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典型的同情共产党并支持新政的进步人士，他钦佩共产党在欧洲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国内捍卫劳工权利。他愿意与共产党员一起为这些目标努力，这既不令人意外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成为一名科学家“就像在隧道里爬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爬出山谷或者干脆就是死路一条”。

一切都令我感到厌恶……致那些爱我和帮助过我的人，谢谢你们给予的爱和勇气。我想活下去，想去给予，但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动弹不得。我拼命地想要理解这一切，但没有任何头绪……我想我可能这辈子都是个累赘，所以至少我可以减轻些别人的负担，把一个瘫痪的灵魂从这个战斗的世界带走。

如果一个文明一直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但它对所有人都可能遭屠戮的前景缄口不提，只允许讨论如何克敌制胜，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文明？”

奥本海默的幸运之处在于他赶上了一场理论物理学伟大革命的尾声，在这场革命中马克斯·普朗克提出了量子理论，爱因斯坦提出了伟大的狭义相对论，尼尔斯·玻尔提出了氢原子结构模型，还有维尔纳·海森伯的矩阵力学，以及埃尔温·薛定谔的波动力学。随着1926年玻恩发表了关于概率解释和因果关系的论文，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时期也接近了尾声。

奥本海默在惊涛骇浪中的表现给一些朋友留下的印象未必是鲁莽，而是他深入骨髓的傲慢，或者是他强大内心的自然流露。他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他想和危险调情。

泡利和拉比开玩笑说，奥本海默“似乎把物理学当副业，把精神分析当主业”。

斯特劳斯自以为是到了极点，他会记住别人对他的每一次轻视怠慢，还会一丝不苟地将它们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将其命名为“档案备忘录”。正如艾尔索普兄弟所写的那样，他“迫切地想要表现得高人一等”。

当全世界的人们前所未有地渴望和平，史无前例地决心将技术作为一种生活和思考方式，并更加坚信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时候，必须对它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

普莱塞表示，奥本海默“不具备真正的独创性，但他非常善于理解他人的想法并看到它们的意义”。

在劳伦斯不断从这些权势人物那里获取资金的时候，他渐渐也认同了他们保守的、反对罗斯福新政的政治观点。

在他钟爱的台地上，他取得了科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他改变了世界，也被世界所改变，但他无法摆脱一种让人耿耿于怀的矛盾心理。

弗兰克说：“探索博物馆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让人们相信他们能够理解自己周遭的世界。我认为很多人已经放弃去理解周围的事物，当他们放弃理解有形世界时，他们也放弃了理解社会和政治。如果我们不再试着去理解什么，我想我们就完了。”

温伯格问他：“如果国际管制的努力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奥本海默指着窗外回答说：“那么，我们就好好欣赏风景，趁着它们还没消失。”

无论在战场上，密林里，山崖边，还是在漆黑的海上，枪林箭雨之中，无论在睡梦里、困惑时，还是深深的羞愧中，护佑他的乃是他往日所行之善。

“伦理文化”指的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推崇社会正义而不是自我膨胀。奥本海默后来成为“原子弹之父”并非偶然，他在一种重视独立探究、实验探索和自由思考的文化氛围中长大，这种文化体现的正是科学的价值观。

现在奥本海默的生活颇有规律：先是紧张的脑力劳动，有时几乎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然后他会去新墨西哥的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骑马，用一两个月的时间恢复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