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下的，不是什么自己的奇思妙想，而是竭力朴素地表达世界和世界观的多种可能，是一种吸引人的辽阔和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限制，以及一种可以从哀伤中学习到的对命运的顺从。 …… 我希望太阳不要成长为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也非泛神论者，我希望她有朗阔的理解力和好奇心，也能顺从命运。继而，希望我的小读者们也是如此长大，我以为这样的人比较接近幸福。

从妈妈身上，我发现要是爱上什么人，或者等我长大以后，真正爱上什么人，也是很好的事，它会让妈妈很美地笑。这种感情多么奇怪啊，就是他们现在要分开了，要离婚了，可妈妈在回想起从前的时候，还忍不住笑出来，大概这就叫作美好的回忆吧。

在我的脚边，妈妈白色的皮凉鞋和爸爸的黑凉鞋排在一起，凉鞋里留着妈妈的脚印和爸爸的脚印。我多么喜欢这样的两双鞋子紧紧地排在一起啊，清凉清凉的风，也轻轻地吹过了它们，像一块最薄最轻的绸子。在我的一生中，好像从来没有好好地注意过我的家，原来是这么美好的一个家，连吹到我家的风，都是美好的。

我看着妈妈，她是奇妙的，是我的，虽然她不能做所有我想要的事，可已经很了不起了。 妈妈望着我说：“我也爱你，陈淼淼。你救了我。我一想到你，心里就开始冒胶水出来，那是世界上最结实的胶水。

原来在我觉得自己是在幸福地长大的时候，爸爸妈妈早就已决定要分开，他们只是在一起等我长大的那一天。那什么时候我可以说是真的长大了呢？谁能说为什么就一定在今天上午九点半钟的时候，就是我长大了呢？他们怎么算出来的？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说着，莉莉的泪水从眼睛里流了下来，“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他送回保育室。规则在那儿写着呢，受伤的动物必须和其他动物分开。可是，不和别的蝌蚪待在一起，可怜的蒂尼会死掉的！”

有个四步过程的概念用来表述逐渐对事物获得理解的过程，依次为data、information、knowledge和wisdom。

真正的创新绝不是一窝蜂地去追赶时髦，而是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熟悉的东西。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和早期的陈独秀）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遇到麻烦的主要根源不是西方帝国主义，而是中国文化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

这个故事有助于把宗教里最好的部分从模糊的东西里面分离出来。世界各宗教在神学和形而上学中所揭示的真理，乃是受到启发的。至于机构组织——特别指宗教机构——却是另外一回事了。由于机构是由本身内在有缺陷的人组成的，也因之就是由善与恶所组成。

雪也并不是积得很高，只是薄薄的积着，那时节真是最有意思。又或者是雪下了很大，积得很深的傍晚，在廊下近边，同了两三个意气相投的人，围绕着火盆说话。其时天已暗了，室内却也不点灯，只靠了外面的雪光，〔隔着帘子〕照见全是雪白的，用火筷画着灰消遣，互相讲说那些可感动的和有风趣的事情，觉得是很有意思。

知识的定义是如此宽泛，或许是一种思想，或许是一种技能，又或许是一种方法论。然而在很多人的心里，学知识依然等同于去学校上课，读读书也不是广泛意义上的读书，而是读规定的书当他们认为自己真正意义上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潜台词是“高分就是高等学府的通行证”，以及“高等学府就是高薪的象征”。这种认知非常狭隘，因为知识的面是无穷的。

愈是自然的东西，就愈是属于我的生命的本质，愈能牵动我的至深的情感。我深信人世间最甜美的享受始终是那些最古老的享受。

在你坐在弹子球机前持续消耗孤独的时间的过程中，也许有人阅读普鲁斯特，有人一边观看车内电影《勇敢跟踪》一边同女友沉浸在性爱抚的快感中。而他们很可能成为洞察时代的作家，或幸福美满的夫妻。然而弹子球机将不会带你去任何地方，唯独“重来”的指示灯闪亮而已。重来、重来、重来……甚至使人觉得弹子球游戏存在本身即是为了某种永恒性。

纵使曾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终归有一日成为被翻覆的那一个了。

一头大汗的谢景渊听见道：＂这样体现了学生的精神面貌。＂雨翔摇摇头想说＂否也＂，看谢景渊一脸正经，强忍着说给自己听。他想这年头精神面貌越来越有＂面貌＂的样子，好的精神面貌似舞女的脸，说不准抹了几层胭脂；学生的精神面貌更像是犯人的供词，要靠逼才能出来。

有了无线增味机，人们避免了因暴饮暴食对消化器官的损害。既不会让人过胖，也不会让人被刺激性食物损伤身体。

朕不肩（任用）好货（之人）。...（你们）无总（聚敛）于货宝。

自然状态的基础不是一劳永逸获致的一个事件，而是在公民状态下以至高决断的形式持续地进行着操作。此外，至高决断直接指向公民们的生命（而非自由意志）。于是，公民的生命便显现为原始的政治元素，政治的原初现象（ Urphanomen）。然而，这一生命不单单是自然的、生殖性的生命（即希腊人所说的z0），也不是有质量的生命形式（bios）它其实是神圣人和狼人的赤裸生命，是人与兽之间、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一个无区分且持续转化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