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就是做你害怕的事。如果你不害怕，就谈不上勇气。

她血压下降，血块封住了伤口——这是人体的自然急救策略。而补液会推动血压上升，使伤口重新流血。我把这种做法称作“治疗数据”而不是“治疗病人”。

在查令十字医院做住院医师的那段脚不沾地的日子里，我明白了一件事：要跟上医生的节奏，就必须把一切都写下来。医生说出的每一条命令或要求，都要原原本本地记录。一旦忘记什么，就有大麻烦了。于是，我不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块笔记板。

我知道在专业上取得进步需要什么品质：对我来说，那需要不懈的努力，横向思维，还有直面鲜血的勇气。

这时我的老板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黄昏期，他很乐意让我多承担一些在我自信范围之内的工作——也就是所有的工作。

然而说到破坏力，还没有哪种身体疾病能和医院里的官僚体系相比：今天不能手术，明天没有床位，后天护士人手不足，大后天初级医生罢工。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法定强制”训练：我要坐在一间教室里，跟急救护理学怎么做心肺复苏，或是接受测验，回答怎么开胰岛素和抗癌药的问题——这些在我工作中都绝对用不到。还要在六十八岁高龄写什么“个人发展计划”。纯粹浪费时间。我本该在病人胸口忙碌，做些真正有益的事情。

当时我们正好有一位愿意和属下交流的院长，他很招人喜欢，时不时会从象牙塔里钻出来，会见我们这些工蜂。

他的生命成了一个混合体：心灵仍然智慧，但心灵附着的那具躯体却被心力衰竭弄得毫无用处。

别人说我勇敢，我实在生气。我其实一点都不勇敢。我只是在用一种确定的缓慢的死法换一个不确定的选择：要么手术失败速死，要么彻底康复。我在刚刚出院时根本不敢计划将来，可以说是过一天算一天而已，现在却开始思考怎么利用时间了。我联系了每一个朋友，告诉他们我还没死。

这里有一个“能做成事”的环境：一家著名的旧医院，依然在向往做些新的事情，而不是一味寻找不做的理由。

他回答说反正手术过后他肯定会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不是人间就是天上。

关于孕期的伦理原则很简单：医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母亲，宁可牺牲胎儿维护母亲的健康，也绝不能为了没有出生的孩子置母亲于险境。正常来说，孕育三十周后出生的婴儿都能存活，甚至二十八周也可以。但是仅仅为了保胎，很难让垂死的母亲保住性命。

我打算把男孩的心脏从胸腔内挖出，放到一只盛满冰块的弯盘上保持冷却，然后在工作台上对它手术。那样我就可以把这东西翻来覆去，随意操弄了。我自认为这是个聪明的想法，但我的动作一定要快。

不管来不来得及，我都要保持积极，因为一个暴躁、焦急或者兴奋过头的医生绝对无法在这个时候解决难题。我一边开车一边制定手术方案。

组织死亡的速度取决于每个细胞需要的氧气量。当心跳停止，脑和神经系统不到5分钟就会损坏，接着就是脑死亡。

急救法则第一条：如果刀子（偶尔还有螺丝刀）还插在那里，先不要动它。如果它正随着心脏的每一下搏动而摇晃，那么刀身或刀柄可能在心肌上捅出了口子。这类伤者往往是自杀未遂，因为别的袭击者鲜少会留下自己的刀子和指纹作为证据。

我最后回望了一眼这间手术室。手术台下有几滩血，在灯光下泛着红光。地上还有一滩尿，那是导尿管渗漏的结果。几个灌注师正把多余的管子收进一只黄色塑料容器，沾血的绿色手术巾塞进几只干净的塑料包，穿着蓝色手术衣的护士们正在收拾多余的白色棉签——彩虹里有的颜色都有了，像艺术家的梦。

搏动的重要性远比不上血流。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富含氧气的血液，因为其中包含着葡萄糖、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至于这些血液有没有搏动，根本就不要紧。能流动才是关键。

把真相告诉病人之前，先确定你知道真相，而且病人确实想听。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件事：对我来说，心脏手术或许会成为每天的工作；但对病人和家属来说，这是一生才有一次的事，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历险。做医生一定要善待病人。